——辽东汉族怎么在明末消失了?

辽东自古就是汉族文明的一部分,汉时辽东名人不少,但明末以后辽东汉族全部消失。

去过辽宁的人应该都了解,现在的东北人绝大多数是民国时候闯关东的河北,山东人的后代;而当地原住汉民的后代可说是凤毛麟角。这不由让人感到费解。

是因为民国之前的历史上辽宁没有汉人吗?显然不是的。辽东在明代属于辽东都司,于洪武八年并入明朝版图,明朝在辽东都司共设25卫2州,其中25卫是汉族聚居区,2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明朝和历史上的其他汉族政权一样在统计人口时往往只统计汉族人口而不统计少数民族人口,因为只有汉族人才负担赋税。辽东自古以来就是汉族聚居区古代就是九州之一的幽州之地,居民以汉族为主,而且人口不在少数,仅25卫中的金州卫一卫在明朝洪武年间就有人口45620人(《辽东志》第3卷),可以从中看到辽东25卫在明洪武年间就有汉族人口100多万,这还不算驻屯的军户及其家属。明朝洪武年间统计当时明朝统计的总人口只有6000万人,而现在中国的人口在13亿以上,假如按照正常人口繁衍的比率来看,我们就照100万人来算,他们的后代到现在应该已有了2000多万,这将在现在辽宁4090万总人口占到一半以上的比率,而绝非凤毛麟角了。那导致现在辽宁原住民后代绝迹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的祖先集体“失踪”了。

那他们又是如何失踪的呢?现在的历史专家闭口不谈。

我们只好来看看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努尔哈赤极端反汉,也许从中我们能找到答案。

努尔哈赤自吹自擂“恩养尼堪(汉人,贬义)”却大杀辽民。

明天启三年, 1623)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大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镇压,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

后金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后金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③。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隶制农奴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

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努尔哈赤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

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就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TD,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

努尔哈赤对汉人抗暴作出的反应,是进一步种族歧视、种族清洗。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

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

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

窃据沈阳后,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

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

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

从后金天命八年六月伪金镇压复州兵民起,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反抗,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

当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

努尔哈赤的罪恶,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这一曾经是“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的富饶地区,竟弄得人丁锐减,田园荒芜,庐舍残破,百业凋敝,社会混乱,民不甯居,饥荒频仍,物价飞涨,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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