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朱元璋称帝的第二个月。就在这个月的壬子日,他发布了一道制令:

    诏衣冠如唐制。 

    此时蒙古君主还在北京城里,明军北伐,胡汉战争进入了最后时刻。军事讨伐的同时,文化讨伐也展开了。朱元璋执行对胡语、胡姓的禁断,其中胡服禁断成为这一系列制令中的第一条。

    与北魏孝文帝不同的是,这次并不是胡人归化,而是汉人对自身的光复。魏特夫在《辽代社会史》里将10世纪前的胡人王朝,称为“渗透型”。它们的建立者事先都有向中土“渗透”的漫长经历。这期间,他们对汉文明形成仰慕和认同心理,同时逐渐疏远、甚至断绝了与原居地之间的联系。典型例子莫过于北魏。这样的王朝往往能接受汉人作为政权的合伙人,并过度为一个华夏国家。

    但朱元璋所接手的这份遗产,并非来自于“渗透型”王朝。从10世纪开始,契丹首先进占幽云,接着在很短的时间里女真占有江淮以北的中土之地,再往后,蒙古统治了整个中国。这样的王朝被称为“征服型”。因没有经历长期“渗透”的过程,他们始终将遥远北方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并作为本族认同的珍贵资源。合乎逻辑的是,这些胡人用一种压倒的征服者的眼光看待汉人,汉人只作为奴仆而受役使。

    如果说从草原而来的契丹、蒙古役使了汉人的肉身,那么从东北森林而来的女真更要役使汉人的魂魄。契丹因其二元体制,容许南班汉人用汉服,各从其便而已;蒙古对于汉服也未见特别的禁止。女真则不同。两宋之际女真南下之时,他们就着手禁断汉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说:

    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 

    《大金吊伐录》卷三《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

    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 

    这纸改俗令主要针对河北、河东两路汉人。不久宋室南渡,淮北纳入女真统治,于是又在更大的范围内强制汉人改从女真俗,措施也更为严厉。在“不如式者死”的威胁下,黄河以北的汉人,不得不“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惟妇人之服不甚改”。山西高平发现的金正隆间乐舞杂剧石刻,其中的汉人均左衽。卫绍王时,宋人程卓出使金朝,在沃州柏乡县的一座汉光武庙中,看见壁绘云台二十八将竟也左衽。

    唐代吐蕃曾在汉人中强制推行蕃服、蕃语、辫发,实施范围不超过河西。而女真的改俗令则推行于中土之地,这是诸夏数千年不遇的危机。

    女真的改俗令比以往任何一个胡族都更严厉,即便如此,他们仍没能阻止后代日益滋长的汉心。三代以后,女真放弃极北的都城,换上了汉人君王的冕服,禁断汉服束发的制令也逐渐解除了。

    在地近南宋的河南,女真海陵王首先宽松了政策:

    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引用金代煮盐图说明,“看不出一般劳动人民被强迫改服剃发情形,可知长江以北,金政权稳固后,即早已解除”。

    即便如此,汉人经前所未有的征服和改俗之后,服饰礼仪风俗不纯。明太祖在军事和政治上恢复汉人天下的同时,也想到服饰上的驱除鞑虏,正是针对了这个现实。在女真及蒙古统治200多年后,汉人终于有机会重整衣冠。他们心怀敬畏,参照古代周汉唐宋的服饰传统,在广泛搜集、整理基础上,用30年时间,重新厘定了明朝的服饰与礼仪制度,并推行于社会日常生活中。

    当时的汉人不会想到,276年之后,女真以满洲之名竟然又一次兴起。这批人比其祖先更残酷。轻车熟路南下而来,这次,他们不仅占领中土,而且占领南方,建立起庞大的帝国。更血腥的改俗令被推行,肝脑涂地之后,汉服汉发无处容身了。不仅如此,满洲历代君王再没有给汉服复兴的机会,直到这个政权的彻底失败。满清统治近300年里,汉人只是满洲人驱策的奴才,这个帝国终究是满洲人的帝国。

    10-12世纪,在契丹、女真相继统治的幽云地区,那里的汉人已习惯于被征服。女真称其为“汉人”,而中土汉人则称“南人”。前者因投降早而被女真所信任。但女真逐渐发现了他们的问题。金世宗说,“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之后又比较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

    金世宗描述的汉人形象,似与近几百年以来的汉人有几分相象。长久的奴役与阉割,使汉人的群体意识衰落了,所以“忠直者鲜”、“临事多避难”,代之而起的只是汲汲于家族和个人的自私利益。

    汉服连同汉人的精神及汉人的天命,等待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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