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纲
  
  俗见往往以为自由主义、儒学、基督教应该是一种宽容的理念或信仰;只要三者稍显凌厉,就有人惊呼:哈,你不宽容!

  显然,这是一种误解。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必须存在个体不受社会与政治干预的领地;人有决定其自身行为的能力;历史不应该是被决定的。而这类思想,统源于价值不可调和但可以共存的多元论。古典自由主义的这一思想,与儒学“和而不同”的理念,具有逻辑上的相通点。

    儒学规模宏敞,从诞育那天起,就没有设定意识形态的敌人。它有兼容并包之德(虽然也要有“不同”之辨),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在多元化的视角中,踏实自信地向着“公道”行进。

    就中庸哲学思想言,“和而不同”就是中道。以为“异端”必不可存,倡你死我活,是左道;以为“异端”胜我多多,倡举国而降,是右道。就文明大势而言,逊于我者,我不轻鄙;优于我者,我不艳羡;本位在我,凡通于论者,论之;不通于论者,存之;治道同者,共谋之,治道不同者,各谋之。如此而已。相信这就是先儒真面目。

    世界很大。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有限性。孔子如果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天下唯一的真理,就不会说出“和而不同”的话语。孔子知道自己的学说是天下多维思想之一维。现代儒学更当体认:儒学不过是“世界诸子”之一。

    说到“和而不同”,也要知道,“和”固是一义,“不同”也是一义。

    君子并不要求必同。这个思想与多元价值的肯认有关。王夫之《思问录》对这个问题有过精湛点评,他说:“德成而骄,非其德矣。道广而同,非其道矣。”道大德全,固可以兼容并包,但是对不同者,就无须兼包。承认差异,区分差别,我行我道,彼行彼道,可也。不仅如此,如果彼道与我道有严重之价值冲突,还要“攻乎异端”才是。

  儒学并不舍象学术间的理性批判,就像各个学科各种思潮各种理念并不舍象理性批判一样。思想间的交锋乃是学术展开之常态。儒学允许他人“攻”(批判)我;也希望他人允许我“攻”(批判)他。

  基督教亦然。

  基督教在其展开过程中,神学与非神学之间的批判,迄今尚犹可见(虽然神学与非神学在各自领域并非因批判而“胜出”)。

  人不能期望天下只有一种思想,更不能期望天下可以在一种思想下统一起来,尤其不能期望天下之价值取向可以为一。

  孔子儒学从来不做这类空想或梦想。圣人可以谦卑,可以容物。但民之所患,也即圣人所患。若此,岂有害民之说,圣人不起而批判之理?那些欺心自许无所不包,认为可以合三教为一炉的说法,不是儒学真义。所以,历史上所谓“三教合一”之说,其实还是一元论者的糊涂折中,当不得真——事实上,三教也从来不曾“合一”。 儒学不会挑起与诸教的争论或战争;但儒学强调自身之个性所在,边界不容模糊。为此,儒学必须在坚持“和而不同”理念下,不放弃“攻乎异端”之理性批判。

  自由主义也不抱这种梦想。自由主义从来不期望天下最终归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相信:人间的参差多态,乃是常态。

  基督教也不认为天下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最后审判的大寓言也早已预表了人间的差异:信者与不信者的差异。

    自由主义、儒学、基督教并不和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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