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说过:“在极权主义里,没有左右之分”。如果把这句话用于解读中国历史,大约是说天子以下,人不外乎分为两种,或者顺民,或者逆贼。顺民只有一种,逆贼也只有一种,强分左右颇有些周星驰的无厘头色彩。

  这句话虽然简单,却让我多少有些理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处境何以如此尴尬,满腔赤诚一心报国的志士们仅仅在网络上拥有话语的权威,而在现实里却总会一次次撞上南墙,头破血流。这样的描述或许容易产生误解,需要声明一点,我并非在暗示我们处于某个邪恶的极权统治之下,一个更稳妥更安全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在上升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之前,民族主义和其他主义一样,有着同样艰难的生存环境。仅就这一点而言,我对那些坚定而理性的民族主义者充满敬意,尽管我始终认为,在中国这一病患面前,他们所扮演的不过是一个庸医的角色。

  试图为民族主义做一个精确的定义是极为困难的,用诸如相对固定的疆域、文化和血缘的纽带这类粗线条的描述所能定义的往往仅限于民族而非民族主义,用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民族概念为模板,把它的利益理解为民族主义的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却又难以让人信服。其吊诡之处在于,民族主义者试图让人们相信在不同民族之间,人都是利己和贪婪的,所以利益是永恒的;而在同一民族之内,人却可以(也是必须)做到无私和利他,于是奉献成为道德的第一原则。这种道德上的双重人格充分体现了民族主义对人性假设的矛盾之处:在承认人性恶的假说之后,依然坚信在民族的篱笆之内,会出现一个人性善的乐园。

  在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中国,它所引发的的争论与思考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悖论展开,其间不乏深刻和理性的言说。作为争论的热心参与者,把这一话题重新翻出来,并没有什么拨乱反正的雄心,除了对自己思路的加以整理,唯一的奢望在于引出思想的珍珠。

  一、欧洲的历史——国民与公民的概念

  民族主义在欧洲和东方产生与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在分裂的欧洲,教会以基督的名义维持着几乎无法确认却又极为有效的统治,神权无所不在的结果,使得君主被迫在民间寻找拥戴者,以夺回自己的权力。这场世俗之国与上帝之国的对抗中,君主们以民族的纯粹性为武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对拉丁语的背叛到民族国家诞生,民族主义悄悄地登上历史舞台,并从欧洲传播至世界。这一历时几个世纪的浩大工程中,欧洲人被彻底改变了,神的子民还原为世俗的人,造就了欧洲人的国民精神。这是民族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它摧毁了旧有的权力格局,在民族初具雏形的国家,原本松散的利益联盟从民族主义中汲取力量,国家意志被迅速强化;与此同时,一些帝国在民族的独立意愿下土崩瓦解,新兴的民族国家在旧帝国的废墟上生气勃勃地成长起来,“我们能把德意志变为法兰西吗?”都德借儒夫上校之口说出的这句话已清楚地表明,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民族主义开始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缔造国民性的结果,使人民在异族侵略面前反应更迅速更果断,爱国不再专属于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从而使国家抵抗侵略的效率得到提升,而成本却大为降低,这一点大概就不用证明了,显克维奇在他那些华丽的骑士小说中有过出色的描写,而民族主义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曾质疑过。但必须注意的是,国民概念与公民概念截然不同,前者强调国家民族的认同,其视野更多地放在国际舞台上,而后者则较多地关注国家的内部事务,更强调个体的自由和独立——自由主义孕育出的这一特征使公民概念与古希腊文明中的公民概念区别开来,在论述古代人的自由时,贡斯当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因此,作为近现代文明社会最醒目的政治诉求,公民权利不仅仅涵盖了对社会管理的普遍参与,更强调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和尊重。现代公民概念或许产生于民族国家之中,却与民族主义毫无关联。民族主义唤醒国民意识的同时,并没有为现代公民概念留下任何理论支撑,在民族主义口号式的理论中,我们看不到对权力的丝毫约束,这种对民族利益的追求和对公民权利的漠视,注定了最优秀的民族主义者必然是一个马基维亚里主义者,在走上极端之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必然会把公民权利视为自己最强硬的阻碍,从而采取严酷的手段予以铲除。关于这一点,历史早已留下了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注脚。

  这样,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历史怎样悄然改变一个欧洲人对自我的认知,起初,他认为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是基督徒;经过几个世纪的思索,他似乎又改变了主意,等等,我们仍然都是基督徒,但我首先是英国人、法国人或者日耳曼人;最后,这个欧洲人骄傲地宣称:不,我首先是公民。

  二、中国特色——法统与道统的游戏

  总体来说,国民与公民意识在欧洲文明进程中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衡,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或许是一个例外,但即使在这段例外的历史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日耳曼人的疯狂是在于它对公民权利的背叛,而非公民意识的空白。相形之下,古老的中华帝国就没有如此幸运。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诞生起源于外来的威胁。我们知道同一民族的人彼此的认同感在外部威胁到来时达到顶峰,义和团运动时期民族主义在中国崭露头角,到抗日战争时达到其峰值,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在异族入侵的巨大压力下暂时摈弃了不同的政治诉求,共同扬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投身于救亡运动中。毋庸置疑,这一过程中国民意识被大大加强,但另一方面,我们以不无遗憾地发现,虽然有过推动公民意识的努力,但国人的公民观念基本是一片空白。这样的事实使得近代中国的表现更接近一个口齿不轻的演讲者,我们看得见那些激动的表情,却始终无法弄明白他试图逼表达的内容。

  公民概念的缺失,使近代中国各种思想风潮都难以找出核心文化元素,民族主义也毫不例外地面对着这一尴尬的局面,因而被迫祭起华夷之别这类更具有传统伦理气质的法宝,这无疑给那些正在逐鹿中原的野心家们以可乘之机。大清帝国之后,每一个窃国大盗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他们事实上统治着中国,但其统治却没有理论上的合法性。而此时异族的入侵却给以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帝国事实上的统治者理所当然地成为对抗异族入侵的领袖,只要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其统治的合法性就不再为人质疑,独裁者瞬间成为民族英雄,法统的事实与道统的合法性之间的转换难题以如此简单的方式被解决了。

  只要来自异族的威胁存在,独裁者就可以一直摆出高擎民族主义大旗的POSE,而不必担心有人追问道统的合法性。但只要威胁解除,不同信仰或权力争夺导致的对抗又将持续下去,民族共性虽未减弱,却不再是话语的主角,独夫将不得不重新面对以前的尴尬。因此,对民族主义的控制和利用是绝对必要的,在一个相对稳定有序的环境里营造出民族主义的狂热,办法只有一个,即让人们以为威胁继续存在,而且并无消失的可能。但这一方法有其先天不足的一面,摇旗呐喊者固然可以炮制种种“XX亡我之心不死”的假说,但毕竟无法用延续的事实支撑起观点。因此,营造自我封闭的长城成为唯一的选择,于是长城之内始终剑拔弩张,而长城外草枯草绿则无人知晓。在此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民族主义理所当然地由思想上的暴力演变为一种现实的暴力,鲜血淋漓。

  这样,对道统的质疑在专zhi法统的打压下,被迫退出权力中心,在流落民间后,民族情绪强烈反弹形成所的新的政治高压也毫不留情地把矛头指向这些勇敢的追问者。于是,亟待进行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公民意识的培养在专zhi与民族主义双重打压下,失去了生存空间,中国人又一次丧失了改写历史的机会,读史至此,唯有扼腕叹息。

  三、民族利益——谁来兑现这张支票?

  或许我不得不提到日本,这个词在大多数国人心中面目可憎,但你必须承认,这个在二战中罪孽深重的国家,却是迄今为止,民族主义最为成功的范例。我不想纠缠于中日仇恨的死结,只想指出一点,无论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悔悟的日本人还是在道义上占尽优势的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最成功的反思也仅仅停留在人道主义层面,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曾想过去扒下民族利益的皮,看看那里面包裹的是什么。

  在民族利益的金字招牌面前,最清醒的民族主义者也会变得头脑简单起来。在网上,我听到过最搞笑的说辞是:让我们先把利益弄到手,然后再来考虑如何分配它。由这样一个逻辑延伸出去,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民族利益的胡萝卜高悬在前方,这位可爱的网民就会意志坚定地走下去,而不会考虑这条路通往何方。这使得我们怀疑民族主义在对国家内部事务缺乏兴趣的同时,对民族和国家利益本身的认识也是含混不清的。民族利益不是一块置于旷野上的蛋糕,必须经过血腥的争夺才能拥有,更多的时候它由民族自身创造而来,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决定着它那块蛋糕的大小,一个更愿意争夺而不是创造的民族,它的利益观绝对是畸形的。民族主义者最常见的谬误在于,在对国际竞争对手充满敌意的同时,却对权力本身缺乏足够的警惕,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即使在专zhi的法统之下,对民族的天然情感也能使专zhi造成的危害降低到可以忍受的地步,因此不惜把自己和独裁者绑在同一辆战车。对照一下二战前的日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错位的利益观念酿成的危害可以大到何等地步。而在民族主义相对弱势的中国,也有同为前车之鉴的义和团,它的悲剧性在于当它把自己的纲领由“反清灭洋”改为“扶清灭洋”之后,依然逃不过被出卖的命运。寄希望于民族大义对独裁者的感召力,痛失挚爱的陈家洛应当是一个绝佳的注脚。

  利益在兑现之前都是一场纸上的富贵,民族利益最终的受益者不是一个轮廓模糊的群体,而应当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在审视民族主义的诉求时,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在这一问题上它的头始终深埋在沙里,尽管它一直在为民族利益摇旗呐喊,但在事实上却无法保障民族中个体的人能从中受益。在我看来,来自民族内部的伤害和异族造成的伤害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只是后者易被强化前者易被遗忘。因此,谁来保障我的利益在逻辑上是优先于谁来保障我们民族利益的。如果说山东被日本窃取引发了国人的愤怒,那么假设巴黎和会做出了有利于中国的决议,比如我们甚至得到了九州,我们是否就安于被军阀奴役的事实?这个假设的提出并非暗示相反的推论是正确的,它只说明了一点,民族主义在国家内部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面对谁来兑现民族利益的追问时,它只能是一个思想上的失语者。

  结束语:

  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但我们却不能保证一个正确的答案可以试提问者摆脱困境,因为提问者未必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中国的现状是我们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提问——解答这一模式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我相信民族主义者的真诚,但也坚信他们问错了问题。我们可以用民族、阶级等不同角度来解读发生在今日中国的一切,却不能忘记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作为个体的人来承受的。那些在放弃了对个人的终极关怀之后,建立在以某种方式划分出来的群体上的理论都无法解决个体在社会中的困境。

  在极权主义里,没有左右之分,重新审视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我却感到几分惶惑,东欧诸国的版图随着极权的崩溃而碎裂,看来极权之下,沸沸扬扬的民族主义多半是赝品。那么我以上的文字也就是如假包换的胡言乱语了,不小心看了,请一笑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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