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孟浩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山水田园诗。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与王维齐名,世以王孟并称。同时他们也同样有着隐士情怀。可以说,孟浩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隐者。孟浩然的才华从杜甫的“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解闷》)可见一斑。对孟浩然的性情,李白有著名的《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但是孟浩然是否真的是一位隐士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有很多人认为李白的诗是对孟浩然的偏爱所致。

要解释孟浩然是不是真的隐者,首先就要理解“隐”的含义。在词典中隐的解释是藏匿、隐蔽。《康熙字典》中说:隐,蔽也。《说文解字》中也有:隐,微也。我们知道,有,然后才能藏,显,然后才有隐。所以当我们了解一位隐者,说道一位隐者的时候,他必然已是令名在外。或者是才华横溢而不容于当世,或者是心怀百姓而难同于显势,又或者是心怀故国而难处于当时,必是消极出世、心有戚戚焉的。

在历史上,或者是在唐代及唐之前,已经有了一些人们公认的隐士存在。例如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周、东晋的陶渊明以及同属于唐代的王维。

庄周应该是人们公认的隐士中的最极端的人物了,我们都对他的宁拽尾涂中而不仕梁的故事都很清楚。但是纵观他的思想,我们却很难说它是真的置身事外,完全超脱的。庄子看起来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生活在战国时期,与 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比孟轲的年龄略小,曾做过漆园小吏,生活很穷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在道德上其实是一位非常廉洁、质直,有相当棱角和锋芒的人。虽然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哲学有着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正因为世道污浊,所以他才退隐;正因为有黄雀在后的经历,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庄子是以率性而凸显其特立的人格魅力的。正因为爱得热烈,所以他才恨得彻底,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其实就是对现实情形过于黑暗污浊的一种强烈的觉醒与反弹。

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历来被称为隐者的典范,可是他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翻开他的诗集我们看到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却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又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这才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与孟浩然同处于盛唐时期的王维也以他归心佛禅而被推为真正的隐者。王维青少年时期即富于文学才华。开元九年(721) 中进士第,为大乐丞。因故谪济州司仓参军。后归至长安。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被擢为右拾遗。其时作有《献始兴公》诗,称颂张九龄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当时要求有所作为的心情。二十四年 (736)张九龄罢相。次年贬荆州长史。李林甫任中书令,这是玄宗时期政治由较为清明而日趋黑暗的转折点。王维对张九龄被贬,感到非常沮丧,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官场。开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安史乱前,官至给事中。安史之乱中,为向李姓王朝表明自己的忠心而服药装哑。安史之乱后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并写出了大量的禅理诗。

《新唐书·孟浩然传》记孟浩然“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孟浩然是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被称为孟山人。曾长期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岁暮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至“不才明主弃”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开元二十二年(734),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因醉酒失约不赴,终于无成。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适浩然病疹发背,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他逝世后,时人以“故处世”相称,处士就是有才德而隐居不仕者。

孟浩然的隐士情怀或者说他的隐士身份的正统性一直受到怀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常常表述自己不能为官的痛苦,并素以孟子后人自傲,称:“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书怀贻京邑故人》)但我们应该看到,在魏晋名家之后,道家的无为思想便与儒家思想结合,演变成:在自己能力之内而为,不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即便是无为。在这个意义上,一直被称为儒家准则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清静无为的体现了。正如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孟浩然》中说“唐代所谓隐士仅仅意味着此人没有功名,不像宋以后的隐士,根本不参加考试,不求功名,甚至韬光养晦,甘心使自己默默无闻,老死无人知道。”从此我们可以看出,“隐者”今天的含义是在宋以后才出现的,那么我们用今天的观念来要求古人是不是有些苛刻呢? 

当然,孟浩然绝非与世无争者,他一生都是在为怀才不遇而忧郁的,然而孟浩然毕竟是孟浩然,不是李白、杜甫,他没有将悲悯、羞愧、怨恨、激愤等情绪集中强化,采用外向的方式跟不平污浊的社会抗争,而是采用内向的方式净滤思想,将亢奋怨怒之情分散、淡化、转移,使自己的心灵归向于旷达超逸。孟浩然年轻时就对家乡襄阳鹿门山的东汉时隐士庞德公十分景仰,曾登山探寻和凭吊庞德公的遗迹,并曾效法庞德公长期隐居鹿门山,以诗自适。孟浩然对陶渊明也心仪已久,经历了“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这一番徒劳的科考奔波,带着心灵的创伤回乡之后,诗人更加倾心于陶渊明似的田园生活,其诗云: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孟浩然抱着“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 (《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的信念四处探访佛寺道观,受到释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其玄谈悟法诗句如:“云里知无我,观空厌有形。”(《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游精思题观主山房》)“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身。”(《题大禹寺义公禅房》)“愿言投次山,身世两相忘。”(《寻香山湛上人》)这些诗句表明,诗人借助于对释道玄言妙理的悟解,努力侦破世象和自我的虚幻性,企想身世两相忘,获得闲寂之乐,最终达到无我、坐忘、不染心的境界。孟浩然徜徉于山水胜境凭借山光水色澄洗忧心,借助于陶庞隐逸的效法、释道思想的启迪、山水风物的陶冶,将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仕进与隐退的人生矛盾都自我缓解,淡化了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做到了仕进有望则仕进,仕进无望则隐栖,思想上不固置于仕进,行动上不抗争于世,一心惟求精神平衡、心灵安逸。①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认定,闻一多先生说:“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这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②绝非夸大其词,李白的诗也绝不是对孟浩然的偏爱之词,孟浩然绝对称得上或者至少是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一位真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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