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十日

一六四五年四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清军纵兵屠戮,“十日不封刀”。满洲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繁华都市顿成废墟。八十多万汉族人惨遭杀害。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嘉定三屠

一六四五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纷纷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闰六月十三日,剃发令下,群众开始酝酿反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人民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降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死,黄淳耀自缢,城中无一人投降。清军屠城,杀两万余人后弃城而去。次日朱瑛又率众入城,组织抗清,旋败,再遭清兵屠杀。八月十六日明将吴之藩起兵,反攻嘉定,亦败,嘉定第三次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江阴屠城

一六四五年,满清颁布剃发令后,江阴(在今江苏)人民举行了反清起义,共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坚持“头可断,发决不可剃”,进行反清斗争。满清先后调动二十四万军队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守城八十一天,击毙清三王十八将,清军死伤过十万。但终因力量悬殊,粮食罄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后遭到清军血腥屠杀,死者无数,繁华都市,化为废墟。

欠中国人的血债,不仅有满遗竭力抹杀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当时东虏血洗江南、岭南等地,还有广州之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苏州之屠、大同之屠等无数屠城血案,满清甚至勾结荷兰,攻屠思明州(厦门)。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你可去翻翻各地的方志),至今人们谈起多尔衮这个欠下我汉人大笔血债的魔头仍切齿不已。南方一带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摧残殆尽,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多尔衮实乃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屠夫。

大明忠义之士,不向野蛮人屈膝、投降、剃发、打猪尾,就 “按律当屠”。辫子兵们挥刀,砍掉每一个不屈汉人死不瞑目的头颅;满城都是鲜血,满地都是尸首…辫子兵撤离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具,运河之水变红!!!其手段之残忍、屠杀之野蛮、破坏之惨重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之“扫荡”。

17世纪,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经常可见数万成群衣衫褴褛的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汉奸兵在挥舞鞭子驱赶。马上的满清兵,用野蛮人的牲口话不断欢呼大叫,狂饮抢来的美酒,盘算着今天“收获”的财宝。这些磕头求饶、保住小命、被迫“谢恩”留活口的汉人,只好去当野蛮人的奴隶,没有价值的老头老太小孩子早已就地杀死。男丁押去庄园做农奴苦工,女的分配给满人奴隶主淫乐…

被满清杀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最近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了。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轮奸的兽性,更是人间地狱。

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
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五十九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净减三分之二。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惨状让三百余年后的我读来仍阵阵心痛。

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以致有人说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就是缘自明清之际。

清军入关,大肆烧杀之后,还竭力抹杀汉族的民族意识。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并强令汉族穿着难看至极的满族服饰,使延续千年的汉族衣冠毁于一旦。清廷还大兴“文字狱”,文人动辄以一文一句获罪,使清代全无敢于研究思想与学术的人,有的只是一些翻故纸堆的考据学家。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清廷居然还篡改历史,将前朝史书上于金、女真不利的文字大肆删改
日本人攻占南京,屠杀三十余万同胞,这是血海深仇,我们固不能忘;但是清军攻占扬州,屠杀我八十万同胞,知道的人却不多。有人说,这是国内民族间的战争,和中日战争毕竟不一样,也无需大惊小怪。但是,看待历史问题时,最忌带着今天的观点。经过长时间的融合,满族现在已经完全被同化了,但是在明末,那就完完全全是两个国家,两个文化、制度、风俗都完全不相同的国家。至于满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那便是后话了,反正当时的国人绝不会想到。

明儒顾炎武就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清朝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朝的灭亡,就是“亡天下”,就是中国的一次灭亡。其后近三百年,有的只是清朝,并无中国,因为中国已亡。正因为如此,同盟会才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军凡解放一城,则谓之“光复”。

有人认为满族的统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清代的前期经济是发展的。这种观点我很担心。如果这样残暴的民族压迫,都因为有那么一点儿利益关系,就变得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日本当时侵华时,如果也学着满族在烧杀之余给中国的农民一点儿恩惠,那么日本的统治是不是也可以接受?呵呵,也许过个两三百年的,日本人也会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亦未可知?

总之,当时的中国是灭亡了。不承认中国当时的灭亡,就像不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样,是十分可悲而危险的。

可悲的是,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抵抗倒比武夫们更坚决。吴三桂、洪承畴等明朝武将充当满清鹰犬,四处镇压人民的反抗,而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即明末清初三大家)却坚强不屈地畴划抵抗。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明成祖入定南京,武将皆已臣服,只有文臣方孝儒虽诛十族亦不肯为篡位者拟诏书。文人们的英勇行为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解释的,因为他们心中有儒家忠义的信念。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那些关于心性的空谈,而在于对忠义谦耻的追求。怀有忠义之心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儒家。明清之际的文人,在拼死抵抗失败以后亦不忘著书立说,以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图唤醒国人。他们那些在剧烈动荡中留下的作品闪着思想的光辉,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而清代,终其全朝,鲜见有像样的有思想的作品出现。

拒不剃发的人都掉了脑袋,拒不与清廷合作的人也渐渐老死在了山里。后来的人,逐渐为功利所诱,纷纷地去参加了清廷的科举。清廷的科举,表面上看考的也是儒家的东西,但实际上,要参加这样的考试,前提就是要放弃自已的羞恶之心。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松谟记闻》说“女真即古肃慎国也,东汉谓之挹娄、魏晋谓之勿吉、隋唐之末曷,其属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

有的学者解释通古斯人为“善于养猪的民族”。

文献记载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其身,以御风寒。”典型的“牧猪奴”。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①。

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 “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

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② 几天之后,他就“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姜?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等被围城中,无所逃避。止因姜?一人作恶,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 ③。同年二月,“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④。

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说: “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①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屠杀政策不仅没有吓倒汉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顽强的抵抗,清廷在屡遭覆师失将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调整。

与蒙元简单粗野的赤裸裸的“四种人”制度相比,满清推行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义”,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民族主义”,这种满清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动荡和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历史后果至今危害着中华民族(包括今天的满族)。

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坏却是长远的。

从文化角度看,满族在努儿哈赤时才创立了满文,但在入关后,清政府却最重视利用文化精神武器统治汉民族,达到几千年来少数民族的顶峰。也达到对汉民族精神文化破坏的顶峰,这首先表现在对汉民族自尊和民族传统的全面绞杀的剃发令。“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入主中原,如虽有“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孔子改制考》)但多被拥有悠久文化积淀的汉民族同化。元朝也曾试图改变汉民族的服装,结果成为元末汉族大暴动的重要诱因之一。清政府的剃发令,让有着崇高自尊的汉民族改发易装,招致了强烈的反抗,仅江阴一县,为反剃发起义,战死,自尽,被清军屠杀就多达17万人。全中国为反剃发而被清军屠杀又有多少人,实难统计,剃发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的毁灭性打击。直到太平天国时,号召起义的有力动员辞仍是“复我衣裳”!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裳传统陡然蒙难。“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革命军》)。

比剃发令更阴毒的精神统治是祭孔,多尔衮刚一入关,就祭拜孔庙,一边杀人一边祭拜孔庙,孔子的地位也达到“集千圣,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这一切都是假的,孔子后人曾请求保留延续3000多年孔家衣冠,“一乃旧制未之或改”,但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清政府特别重视利用理学这一太监学说奴役宰制汉民族的精神。理学第一次由在野成为官学,就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时,做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敏锐的嗅觉,把理学做为官学,极有利于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忽必烈并以“儒教大宗师”的名义号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后代少有他这样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当差劲,甚至连科举这一收买人心的举措也常常荒废。清则承继了蒙元的铁血政策,更比蒙元大大的狡猾,使有清一朝267年“右文之盛,前古罕见”。这右文之胜不仅表现在康熙的《举博学鸿儒诏》,特别的盛举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荼毒,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的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其实这大家早忘了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应该说,经过清267年的精神奴役,清政府基本上达到了使汉民族忘记血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在此就不转录那些中国古书与被删剜套改的对比原文了,只要稍加对比,即足以令人惊骇,总之“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亡的岂只是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发式,衣冠,这是汉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断裂和大毁灭。

清政府虽口唱“满汉一体”又特别特别的推崇理学但都不过是用理学去奴役汉民族的精神,清统治者自己则清醒的很,决不喝理学这副毒药。康熙训谕诸子“宜以时娴习骑射”,即不许汉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训喻诸子尚武,对于个别的经不住诱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汉族文人的不良习气的,则大加严惩。乾隆三十一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题扇诗中落款“镜泉”,被乾隆发现,大动肝火遂杖责并训谕皇子,不可仿效汉人陋习而改变满洲世代淳朴,重骑射的传统,若任其发展则衣冠尽改(注意衣冠尽改!)国体败坏,并告诫皇子师傅不可助长皇子重文之气。清统治者对汉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是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

到近代,满汉矛盾也成为阻止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阻碍和动荡之根源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八旗军队就曾和绿营火并,原因不用说就是长期种族压迫所制,太平军召令起义的口号之一即是“兴复久沦之境”,“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杨秀清《奉天讨胡檄》),直到孙中山,从早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三民主义,其第一主义乃是民族主义。“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满洲人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到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陈天华也说:“这种族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警世钟》),正是这种种族观念,使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辛亥革命首先是民族革命,从军事早看,辛亥革命十分混乱,草率,苍惶,但民族意识,一旦觉醒则如星火燎原。我们大家都在中学课本上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参加起义,虽有建立共和的志愿,但主导的精神力量还是“克复神州,重兴祖国”。

这民族压迫,不仅表现在精神思想文化领域。对现实的经济政治,军事更 有实际的作用。百日维新,维新诏书象雪片一样传出,但不曾有一纸诏书要改革八旗,其实这八旗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一群废物,满清对此一清二楚,否则也不会有湘军,淮军了,但八旗和绿营每年耗银达2000万两,约占清廷财政收入的1/4,实在高的吓人,而湘军每年经费只有15万两。本人在《白银舰队》中已算过一笔帐,诸位再算算每年2000万两,几十年下来是十几个亿?可以再建多少个白银舰队,清廷将国库收入的1/4用于百无一用的八旗和满人控制的绿营,仅从经济上讲,就是阻碍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而日本把每一个铜板都用于舰队建设,这甲午之战焉能不败?败了之后,则“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刚毅说的更明确,更透骨“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汉人强,满人亡”!清267年对汉民族精神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绞杀,使我汉民族道统中殂,在近代又防汉甚于防贼(如前述每年2000万两养八旗),在文化和实际利益上都给今天中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深创巨痛。对此,我们要向前看,以警示那些至今仍被西方的“迷昏汤“所蛊惑的精英们。



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