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层的地位,决定着民族与国家的兴衰生灭。

    世界文明竞争展现着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知识阶层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优秀民族,都曾经有过足以骄人的光荣与梦想;知识阶层地位卑下弱小,甚或不足以产生知识阶层的民族,都是显而易见的落后弱小民族,都无可避免的陷入“鱼腩”境地;当一个或若干个民族以国家形式生存的时候,知识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就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生存命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孕育出具有优秀传统与非凡智慧的知识阶层,意味着这个民族与国家是否拥有最根本的竞争实力。

    也许,这幅画卷曾经有过一笔两笔的异色与偏差。但就主流趋势而言,这幅历史画卷是清晰的,那铁血交织的兴亡线条永远的震慑着我们,警示着我们。

    知识阶层是一个民族孕育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所产生的智慧活体,是一个民族血肉滋养成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为自己铸造的远航灯塔,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凝聚催生的导航师。

    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但却不能没有知识阶层。

    浏览民族竞争的血泪历史,我们会偶尔看到这样的异象:一个在文明形态上显然落后的剽悍民族,突然之间吞没了某个文明民族(古罗马吞并古希腊征服埃及、拜占庭征服西亚、亚利安人吞并古印度文明创造者达罗毗荼人等),可是不久,吞并者自己也轰然崩塌了;一个同样落后的游牧民族,电光石火般征服了许多民族,然则还来不及享受帝国的财富,就在马背上解体了(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相反,许多曾经被一时占领征服的民族,却又奇迹般的重新崛起,重新焕发出文明的异彩!

    这种异象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甚至还没有完整知识阶层的落后民族,是无法理性的把握自己命运的,其对文明民族的吞并征服永远都是暂时的,因为她没有消化文明的能力;一个拥有优秀知识阶层的民族,虽然可以暂时被“征服”,但她的智慧与理性却往往使自己能够起死回生。

    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当知识阶层被一个民族抛弃践踏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陷入热昏状态,就会将整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日耳曼民族、意大利民族、日本民族,都曾经陷入过这种热昏状态。中国民族也曾经在当代陷入这种热昏,虽然是短暂的,但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却几乎是致命的。

    痛定思痛,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漫漫数千年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始终居于国家领导地位,中国民族对知识阶层的景仰呵护是绝无仅有的。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中国民族在残酷竞争中的高度理性与卓越智慧,创造了五千多年一脉相承而岿然屹立的文明奇迹。

    所以说,知识阶层长期稳定的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民族强势生存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春秋之前,中国尚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民族文明精神主要通过贵族阶层中的文职机构、官员与少数专职知识分子(史官、占卜、巫师等)来体现。虽则如此,夏商周三代时期贵族知识分子仍然是国家的精神领袖,仍然是文明中坚,对国家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是中国上古留下来的治国经典,而其中论述治国纲领的名篇《洪范》,就是周武王灭商后请教殷商贵族遗臣箕子(大学者)如何治国,箕子写下的治国纲要。事实上,从西周“礼乐治天下”开始,知识阶层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大松动与各种形式的变法(改革),促使自由平民阶层壮大(基础是隶农制解体,大量奴隶成为平民),中国的知识阶层终于成熟起来,破土而出。

    这就是“士”阶层的出现。

    “士”是一个非官、非农、非工、非商的“国人”阶层(请注意,“国人”是一种社会地位)。他的初期主要特征是拥有专业知识与一技之能,四处流动而独立谋生。但其主要成分是有武技(剑术)造诣与专业知识的分子。经过数百年稳定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纯武技者逐渐从“士”阶层分离出去而仅仅保留了一个社会名号,通常称为武士。士人阶层开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

    士人阶层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使知识分子从僵化的贵族硬壳中剥离出来,以平民社会作为自己的根基,成熟壮大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因此而成为能够广泛汲取民族文明的营养,真正体现民族智慧水准的一个社会阶层。

    这是中国民族真正成熟发达的伟大里程碑。

    士人阶层一旦出现,立即爆发出无比的力量与光彩。在春秋战国这个大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管仲改革(齐国)、子产改革(郑国)、李悝变法(魏国)、吴起变法(楚国)、商鞅变法(秦国)、申不害变法(韩国)、驺忌变法(齐国)、乐毅变法(燕国),就连赵国的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也有名士肥义的一半功劳。

    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也都是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著名者有苏秦的合纵抗秦,张仪的连横破盟,范雎的远交近攻。

    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有名士的运筹帷幄。吴起的大战诸侯(十余年间,大战76次,胜64,平12),孙膑的围魏救赵,商鞅的收复何西,乐毅的联军破齐,司马错的长途奔袭巴蜀(秦国),尉僚的策划灭六国。

    而在统一中国、实行法制、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等架构文明的大业中,名士商鞅、李斯的名字更是谁也不能忘记的。

    一部《战国策》所迸发的国策智慧,至今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的建树,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艳,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时代竞争的浪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煌煌光焰,使既往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贵族阶层黯然失色。在整个战国时期,贵族阶层没有出现一个堪称名士的知识分子。名满天下的“战国四大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除了最优秀的信陵君文武俱佳具有名士风范外,其他三位只是以“养士”闻名,春申君更是个酒囊饭袋。余此而外,各国的王族阶层与传统贵族阶层,没有涌现一个大家。请注意,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可是治国名臣尽出于传统贵族。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其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高。

    春秋战国时代其所以出现“得士者兴,失士者亡”的普遍现象,根源正在于知识阶层大大超出社会其他任何阶层的创造力。秦孝公怀雪耻之志而向天下各国发出《求贤令》,才有商鞅入秦,秦国二十三年间一跃成为第一强国。这是用平民知识分子振兴国家的典型。相反,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强国魏国则是另一种典型。魏国本来是当时的中原文明中心,拥有最具智慧水准的士人阶层,是战国名士云集的渊薮之地。然却因为颟顸平庸的魏惠王顽固的依赖贵族治国,蔑视平民士子,逼走了一个又一个才堪扭转乾坤的名士(吴起、商鞅、孙膑、张仪、乐毅、信陵君、范雎、尉僚等都是魏国人或前来投效的他国名士)。随着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出走,魏国也象太阳下的冰块一样溶化了。

    中国第一代士人阶层有一个显著特点——极少有贵族分子,几乎全部是平民出身的布衣之士。这一构成说明,基于平民社会所成长的中国知识阶层具有正义生成的特质,即他不依赖过量的财富滋养而能茁壮生成的朴实本色。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是这里无法完成的。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是中国民族知识阶层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根源,也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世界性特征。稍许留意就可以发现,许多民族的知识阶层是依赖于贵族阶层的财富与生活方式的,贵族的兴衰荣辱,就是知识阶层的兴衰荣辱。印度大约比较鲜明。

    牵扯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独立性问题。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真正独立的思考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

    然则只要仔细审视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成特性,就不难明白,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期就具有溶入社会潮流并积极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原生基因;追求仕途并改造社会,是中国士人阶层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从来不以孤立抽象的保持某种理论价值(主义)而作为自己的生存目标,从来就不追求超然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中国士人阶层讲究的特立独行,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标新立异,而不是在社会喧嚣之外保持一种纯粹审美意义上的独立。春秋战国的墨家团体,是士人阶层中唯一没有追求仕途的大学派。但是他们的天下意识却是那样的浓烈,简直就是一个古代的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组织严密,勤奋节俭,具有先进的科学观念与工艺水平,不依附任何国家保护,但却反战反腐,兼爱天下,墨家暗杀暴政的剑士团曾经令所有暴君酷吏胆寒三分。这是“独立”么?显然不是。老子、庄子大约是当时为数寥寥的游离于大潮之外的名士,但也不是“独立”,而是自觉无力回天后的遁出。纵然如此,他们的著作中也渗透出浓郁的忧患意识,以致使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老子》是一部经世治国的著作。儒家更不用说了,列国求仕而不得,孔子方做《春秋》而企图匡正天下。更是这位老人家给知识分子确定了实际目标——学而优则仕。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在原生时期甚至从来没有过尝试“独立”。这是历史形成的基因传统。正视这个传统,才能清醒的看到中国知识阶层这一特质基因的巨大长处与相对短处。

    由于知识阶层第一浪潮的强大力量,中国民族的治国主导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一的传统贵族阶层转变为贵族阶层与知识阶层结合的架构——贵族当船长,知识阶层掌舵导航。

    从秦汉开始,这种架构始终没有改变,知识阶层始终在民族文明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种领导主导,不独是文化知识的直接创造与传播,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策划运作,直接作为官员阶层出现。由于这个特点,中国历史上有着其他国家与民族少见的一个现象——学在官府。

    虽则如此,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知识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同一。从根本上说,知识阶层的平民性(布衣)特点,并没有因为增加了一个贵族来源而改变。

    所不同的是,历史发生了一次知识阶层“内讧”事变,使知识阶层的力量构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短视的汉武帝竟然采纳实行了。儒家在先秦时代曾经梦寐以求的独霸学界,遭受到普遍的嘲笑冷落。儒家是个很记仇的学派,秦始皇因焚书坑儒(数量极其有限),被儒家口诛笔伐了两千多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因治国主张的落后而备受其他学派责难,不能风光,自然将仇恨深深埋在心里。对于刘邦这种皇帝,儒家不敢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们怕那个江湖豪客会将洗脚水泼到自己脸上。隐忍一百多年,到了汉武帝刘彻这种做事虎头蛇尾的富贵皇帝时期才提了出来,可谓匪夷所思!

    终于,狂妄的梦想,离奇的变成了现实。

    儒家独霸,使中国知识阶层失去了汪洋恣肆博大汹涌的气势与力量,变得单调沉闷起来。儒家虽然博学严谨,但在治国方面却极为保守(在战国时代依然主张恢复井田制),所以在春秋战国四百多年中在政治上被天下共同抛弃。但是,儒家在当时并没有失去他应得的社会尊重。子思、孟子及其儒家弟子传播学问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依然受到了各大战国的高度礼遇。弃其政治而敬其学问——这说明,战国时代是一个非常清醒而具有大器局的时代,取舍得当。而儒家独霸且渐渐成为治国主导观念,恰恰是将儒家最不擅长的一面抬高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从此,中国知识阶层的学问、精神、器局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都大大缩水。治国理念、国策规范、官员行为、民众风俗,无一不以“儒”为最高标准。甚至连孔夫子编写的《春秋》都变成了决狱的案例,连稍知诗书但其职业精神与“儒”最不沾边的将军,也被冠以“儒将”雅号。对治国最重要最具有价值的法家,历来激烈反对儒家,坚定主张“唯法是从”。现在,法家也被儒家阉割了,儒家用“人治”代替了法治,法典从崇高的社会目标沦落为可怜的工具。

    壮士断臂,佳人扼腕。虽然这一悲剧令人深深叹息,但是中国民族的知识阶层的领导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民众意识、社会价值、官府构成等基本方面,知识阶层都明确无误的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大辉煌,但也是保持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与良知,在激烈残酷的民族竞争中保持了民族文明的屹立不倒。

    中国知识阶层在民族竞争中的领导作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绝无仅有的。任何形式的贬低这种作用、贬低这种地位,都会给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应该学习我们祖先那种朴实的本色精神,谁行就说谁行,谁不行就说谁不行。如果弄反了,麻烦也就来了。儒家独霸后能够成为不倒翁,也就是他具有追求认识事物的本色精神,老老实实讲出来,不怕难听。我相信,中国语言文字中关于生殖器的用字肯定是最多的,其他语种无法望我项背。不嫌难听,不怕难看,看到的各种形状都有文字可以表现。这就是古代知识阶层的精神勇气,本色精神。孔孟老夫子说过许多令人难堪的老实话,但却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实——

    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生怨。(近了轻狂,远了挨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官府带头正,谁敢不正!)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若民,因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斜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孟子)

    ……

    赤裸裸的,没有丝毫矫饰与说教。

    不管现在进入了什么时代,也不管有多少眼花缭乱的“高新”,都抵挡不住那永恒的本色。

    一个民族如果丢弃了社会结构应有的本色,民族就要灭亡。

    一个民族如果颠倒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走向热昏与疯狂。

    一个民族如果污染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在堕落中腐朽。

    中国民族的民运依然寄托在知识阶层,尽管这个阶层那么需要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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