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悠悠

　  我们失去了乡村，却没有收获城市。
 
　  迪拜建在沙漠上，而我们的城市，却建在沙粒上，市民们都是一粒一粒的沙子，没有一个有效的能够处理危机或与政府形成博弈的组织。上千万陌生的人组成一个巨大的城市，邻居是谁，不知道，我只在熟人社会里生存与交流。

　  尽管我有车，但想出这个城市，不是说想走就能走的，去往城外的公路多是高速路，雨雪天或大雾天，说封闭就封闭了，如果硬要出城，可能蜗在郊外的所谓国道上，前面与后面是望不到边的车流。

　  机票并不贵，但有时在机场，飞机就是不起飞，那边说这边空中管制，这边说那边天气有问题，有时坐飞机，与坐火车花的时间没多大区别。坐地铁吧，票价便宜得让任何其他城市的人眼红，二元钱可以通行整个北京城，但东直门、西直门换乘，你一定会骂设计者脑残，或者地下或者地上，按着他们划的箭头兜圈子，不让你走上两站地，他觉得便宜了你。

　  地铁广播还有义务宣传员，总会提醒你，不要与陌生人说话，要自觉抵制别人的乞讨行为。

　　有人最近给我算了一笔账：一个人的一生按90岁计，前20年蒙昧无知，浑浑噩噩，不晓人事为何物，后20年老眼昏花，涕泗横流，佳丽当前也不能“柔情缱绻”，只有“想入非非”的份。掐头去尾，一个人正常工作的年限至多不超过50年。在这50年当中，每天睡觉按8小时算，占去了三分之一，吃饭、生病按4小时算，占去了六分之一。这样，一个人全部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25年，这还不算那些无聊的应酬，有聊的娱乐，谈恋爱，生孩子等。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算法当然意义明确：它可以给人鞭策，催人奋进，教人珍惜光阴，黎明即起；但细想一下，也不全是那回事。人活着当然要工作，但活着本身不是为了工作。吃饭、睡觉、娱乐、甚至包括生病这些过程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不全是工作的辅助和手段。这么想，对于一门心思“头悬梁、锥刺股”，击楫中流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种消解，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一种安慰：比如，对一个一生无业的流浪汉来说，他就不是“一生无业”，而只是25年无业。我们常说“某某人一生穷困潦倒”，但实际上只要他不是愁得睡不着觉，饿得等不到天明，就不是“一生”不幸，而只是“三分之二”人生不幸。因为一旦睡着，大家就都一样，没有幸与不幸的区别。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天不亮就上山劳动，直到夜半才能回来。我和弟妹们每天能吃两顿饭，但没有一顿是能见到太阳的，常常吃着吃着就睡着了。

　　通货是指用于实现现货交易的货币。通货膨胀是指货币发行超出了现货交易需求。一般而言，为了方便连续观察和检测，人们会使用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但是，CPI仅仅是一种检测通货膨胀的指标。CPI绝对不是通货膨胀本身。由于各国CPI指标内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通货膨胀存在着空间差异；同时，由于各国CPI灵敏度存在巨大差异，所以通货膨胀存在着时间差异。通货膨胀的空间和时间差异，形成对于通货膨胀认识的严重误区。通货膨胀的空间差异和时间差异为全球投机资本提供了巨大的获利空间。当然，这一差异也考验着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水平。

　　各国在金融风暴的压力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全球性通货膨胀根本无法避免。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不应该是是否存在通货膨胀，而应该是通货膨胀到来的时间和通货膨胀表达的方式，最主要的是要提供应对通货膨胀的策略。事实上，CPI之外的资产价格膨胀已经证实了通货膨胀的严重性。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全球CPI指标尚未发生迅猛变化。原因令人感慨：中国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大国，吸纳并消化了相当部分本应发生于境外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做法意味着巨大的牺牲。这在本质上，是通过让渡本国国民福利，实现了对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平衡（补贴）。

　　人民币锁定美元汇价的外汇政策，意味着自觉接受美国向中国输出通货膨胀。美国政府敢于滥发通货，并敢于将通货成本降低至零水平，是因为人民币等外币资产已经形成巨大的价值洼地，可以吸纳剧烈膨胀的美元通货。

音乐学家、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教授瑞切尔·哈里斯举了两个不同的例子，一个例子是王洛宾；一个是新疆的哈萨克族音乐家马木儿，他今年在英国推出《真实的世界》。马木儿的音乐针对的是欧洲，而王洛宾的音乐针对的是东亚这个大的市场。

“我们发现他们对中国西北民乐处理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王洛宾的通俗音乐在东亚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影响非常大。马木儿带来的是哈萨克族的音乐，他的声音不一定来自新疆，而是在北京摇滚乐的情境下写出来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田青注意到：我们曾经觉得笛子和二胡的音不准，因为跟钢琴的十二平均律不一样。“曾经有很多中国人，几十年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浪费在改造我们的竹笛，把笛子多扎一些眼，二胡也要把弓子解放出来，像小提琴那样，甚至还有人在二胡的上面加直板。“他追求的是和大乐队的合作，但是把中国音乐里边最有味道的的东西抹杀了。”

田青不认为这种“迎合”是世界音乐的路数。“中国人花钱到金色大厅演出，从中国带观众包机去。我们驻奥地利使馆的文化参赞写了一篇文章，求求国内民族音乐家，别都来了，我们票送不出去了。每次的节目都是《十面埋伏》，二胡都是《二泉映月》，歌都是《好日子》、《走进新时代》，这些外国人都会唱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商演。”

目下，领导对科学技术重视的口号喊得愈来愈响，科教兴国、科学发展观、创新型国家、一流大学等等，不一而足。可是，我作为一个平头百姓，所接触到的基层单位一些现象和这些口号所要求的相去很远，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这些现象的发展很强劲，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第一个现象：学校里不教书的“官员”愈来愈多。我上大学和刚当助教的那几年，北大的校长和副校长，除马寅初年老、江隆基是党委书记不上课外，所有的副校长教务长系主任，包括总务长一律都在上课。即使马寅初和江隆基不上课，他们也常去听课。马寅初每当研究有心得，便不定期给全校开讲座，例如讲他的人口论等。后来个别比较受欢迎的校长，如丁石孙，在离开北大之前，一直在上课。可是如今，不仅校长不上课，副校长基本上不上课，而且据说，经校长恩准，一批院长和系主任也可以不上课，甚至连听课也没有。总之，在课堂里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个别系主任和院长，还可以半年在国外混，半年在国内混。一位在北大当了十多年的校长，不是靠在课堂上和学术报告中的形象赢得学生的尊敬，没有给人留下他在学术上的印象的痕迹，而是靠唱流行歌曲来和学生“亲近”，据报道，这种“亲近”被说成是时代的进步，啊，世道的确是变了。

第二个现象，一般教员愈来愈忙，忙完了，什么结果也没有，他们也说不清忙什么。近年来，架在教员和研究人员身上和教学、研究无关的杂务实在太多了，表报、计划、评比、评估、检查、条条框框。以至于一般教员得把主要精力来应付这些负担。和我共事多年的一位朋友，写过一套影响很大的教材，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天晚上8点多睡觉，凌晨3点起床做事，而白天时间基本上用来应付各种杂事。

一切都不幸言中，我们还是我们，并不因为西元2008年5月12日的那场地震而有所改变。

　　依稀还记得眼角的泪水，依稀还记得那刺耳的音乐，依稀还记得捐款的悲情，但一年后回首这一切时，突然觉得：这一切不仅遥远，而且荒谬，甚至悲哀。
　　
　　记得地震之后亲眼目睹人民的伟岸时，情不自禁执笔写下：2008，必将深深铭刻于中华民族青史之上，这一年，大怒、大喜、大悲……512地震让我们菩提顿悟，中华民族找到了曾经伟大的缘由：在面对巨大危难面前，这个“劣根深种”的种族能自发地携手相牵。看来，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生来就具有博大的情怀，并继承了英雄的血液。

　　细细想来，当时的这种冲动并非毫无来由的浅薄。面对国殇时，原本心浮气躁的社会心态瞬间变得肃穆冷静，人们开始互相安慰，一个“自私，冷漠，奴性、懒惰、撒谎、麻木、贪婪、嫉妒、懦弱、窝里斗、腐败”的群体突然变得“无私、团结、友爱、勇敢、善良、勤奋、孝顺、坚强、仁义，感思”。人民悲悯而不愤慨，担忧而不紊乱，痛苦而不压抑，辛酸而不绝望，这个尚未从“历史悲情”中走出来的国度在一夕之间变得沉稳踏实，让一向骄傲的西方世界也为之侧目。当时以为这才是民族的原貌，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早就使国人遇变不惊、坚韧不拨。

　　是不是这个时代最终只能由疯子来做好事呢？
　　
　　5·7杭州富家子弟飚车撞死人案，互联网上早已一片谴责，然种种迹象表明当地媒体已经失声更为关键的是肇事者胡斌已经被释放。
　　
　　是不是这个时代最终只能由网络来实现最起码的公正呢？哪些支持这个社会良性运行的程序们在哪？
　　
　　我们的法律在哪里呢？我们的交警又在哪里呢？我们的公安又在哪里呢？我们的市长又在哪里呢？
　　
　　我知道当彭宇送摔倒的老太去医院及时治疗的时候，我们的法律裁定是彭宇需要赔偿45876.6元；当被举报违规罚款的时候，交警却纠集黑社会打死举报人；当公安恼羞成怒的时候，他们不仅要打死“相对人”更企图要操控舆论；当我们这些相对人在为一餐饭而奔波劳苦的时候，我们的市长大人却忙着出国旅游、考察、泡妞……
　　
　　哪我们还要法律、交警、公安、市长……干什么呢？我们只需要互联网就可以了，只有“它”才能给予我们正义。

　　二十年倏忽一瞬间。再看今日故乡的后辈，乃至全国的农家子弟，尽管他们比我当年更具“现代性”，有了互联网，眼界更开阔，不像我们那样土气。可是，出头的机会，或许还不如我们当年。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二十年来科技发展迅猛，GDP可以夸耀于世，而在社会公平的层面进步多少呢？

　　从1995年开始，特别是1999年以后，在经济层面，权力已经完成了对经济的全面掌控，关系到民生的重要行业基本上被权力垄断，夹缝间生存的民营企业，处境更为艰难。从人才培养和就业而言，由于高校的扩招，一般的高中毕业生即可以升学，如此，农家子弟的天资和勤奋就会被迅速稀释。贫寒子弟成绩优异又如何，你能上大学，有权势者的儿女也能上大学，四年后就业比的是父母的能耐。这也是我前年撰文批评《奋斗》是伪励志片的原因，那部电视剧中创业的主人公哪是他在奋斗，确切地说是他当富豪的生父和当官员的养父替他奋斗。

　　以我考上大学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例，由于高校的门槛较高，农家子弟一旦迈入，确实是有“一夜看尽长安花”的喜悦，命运有了根本的改变。而县府、市府官员的子女，如果考不上大学，即使招工或当兵，然后再拿一张函授文凭转干，已经好些年过去了，和正常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相比，几乎没有优势。这也是80年代时期考上大学的贫寒子弟，到现在不乏成功者的原因。因为，那时候，因为考上大学的机会稀缺，反而他们靠努力获得的机会有含金量，不会被别人轻易夺去。

　　 彼时能够在史上留下姓名的人，全都出身富足人家。即便不是豪门权贵，也必然是书香士绅，最不济也是地主财主。这个也容易解释，仓廪实而知礼节，贫寒子弟欲求温饱已然困难，哪里有条件去读书留洋、开阔视野、接受新知呢？所以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只是糊弄人的托词而已。底层民众身负养家糊口之重任，凭什么又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义务？看实际情况就知道，民众对这劳什子是一点也不屌，甭管什么主义做了皇上，都一样的纳税受苦。而那些多金的青年得父祖之荫，得以心无旁骛去奔走呼号，又据社会上层，能左右当时风气。虽然“礼不下庶人”，并不曾使底层民众景行影从，但也得以载入自己编撰的正史，又恰巧成为后世称心的工具，于是流芳一朝。
　　
　　 时至今日，出身富贵的公子依然众多，却不再有心系天下兴亡之志，甚至不修己身，了无德行，其所唱之风气，无外寻欢作乐而已。两相对照，差别无非在于二者所受教育大有不同。五四诸人虽然口称科学，但做人行事仍深受中国千年道德影响，他们所要批判的东西的一部分，却与自己的立身之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诸公向西方学习，只学了个四不像；诸公描绘的大同社会，演化成了今天的模样。更在吸取前朝教训的基础上，斩断精神教育之根，代之以政治说教，教育出一群没有精神的社会“精英”。精英们精通的，无非权谋之术，毫无德操，卖身与钱权，苟图衣食。至于天下之兴亡，爱咋咋地。
　　
　　 精英如此，何况底层民众。虽然有网络为工具，凸现出一众发于底层民众的草根精英，勇敢的承担起上层应该承担的责任。只可惜这种行为并不让上层欣赏，反而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