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悠悠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中山大学演讲。当被问及对时下正在热播的“百家讲坛”有何看法时，他的回答颇为精彩：学术通俗化，这是学术本身和社会大众的需要，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大力表彰。问题是，现在受众的水平就是这个样子。多年前，朱自清写《经典常谈》，本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但这个通俗的小书现在本身也成为经典。当时的中学生，就有那样的水平。电视必须考虑最大的受众群体，“百家讲坛”本意就是给初二水平的学生看的，超过这个水平的人可以不看，但不要在那里唧唧歪歪。要怪，就怪现在的学者没法写出分层次的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

陈平原尖锐的意见击中了要害。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学生为何就有那样的水平？现在的学者为什么写不出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冯友兰的《新世训》、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以及朱自清《经典常谈》的部分章节，最初都是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这份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群的杂志，几乎集中了当时学术界第一流人物的稿件。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则是，朱光潜、朱自清和钱穆，都是从中学老师步入大学教授的行列，钱穆则是连小学也教过。不难理解，他们对于中学生和一般青年的需求，为何有着如此切近的了解和关怀。

　　琉球，也就是所谓的日本冲绳。国人对琉球和冲绳的称呼大都非常熟悉，但知道两者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就少多了，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对此展开宣传和教育。国人的印象里，琉球曾是中国的藩属国，晚清时期被日本人强行割占。同样在国人印象里，冲绳是日本的一个县，那里驻扎着美国的军队。多数国人不清楚琉球与日本的具体关系，琉球几乎成了被我们遗忘的角落。事实上琉球至今不是日本领土，尽管日本人统治着，并强行将她更名为“冲绳”。
　　　　
　　公元1372年琉球中山、山南和山北三国向明朝政府称臣，正式成为明朝藩属。几年之后，中山国灭了其他两国完成统一，中山国国王被明政府册封为琉球王，成立了历史上的琉球国。明朝册封琉球200多年后，日本看上了琉球王国。1609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派萨摩藩诸侯岛津氏向琉球敲诈钱财，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岛津氏遂率军攻打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逼其写下誓文，每年向萨摩藩输粮8000石。日本将历史上的这次侵略视为“上贡”，并以此证明琉球一向是日本的“藩属”。一六五四年琉球王终于摆脱了萨摩藩的控制，为感念中国的厚道皇恩，主动遣使臣到中国请求册封。当时的康熙皇帝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二年进贡一次。一八七三年，日本兵临琉球，废除国王，另立傀儡。第二年又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登陆台湾，打算长期占领琉球和台湾。一八七五年，日本得寸进尺，大军开入琉球，禁止琉球进贡中国和受大清册封，用明治年号取代中国年号。虽然大清当时软弱无能，但在琉球主权问题上始终坚持为中国所有。直到一八七九年日本政府推行“废藩设县”，强行搞了个所谓“琉球处分”，把琉球一分为二，北为日本领土更名为“冲绳县”，南为大清领土，并企图硬逼中国承认。

自从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每年到了这个大奖颁奖前后，总会听到一些议论。一开始，中国作家离这个奖越来越近的呼声好像比较强烈，然而，伴随着一年一年度的等待和失望，一些有识之士重新丈量起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距离，而丈量的结果又变得越来越不容乐观了。

比如，最近在一篇题为《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尚远》（《新京报》10月16日）的文章中，我就读到了这样的文字：“虽说‘西方列强’在以某种平衡的方式瓜分着诺奖的荣誉，但是平心而论，这些获奖者基本都在某个水平线上。至少在文学之外，他们都有明确而勇敢的政治主张。凯尔泰兹对大屠杀的反思，帕慕克对土耳其政府的批评，奈保尔对伊斯兰教国家坦率的批评，耶利内克对保守的维也纳市民社会的唾弃，品特和莱辛也是旗帜鲜明的左派，对自己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激烈的抨击。没有鲜明批判性价值观的作家不可能是大作家，否则他们华丽的文字技巧难免要沦为雕虫小技。……当然，这也和国情有关，中国现在可是世界上最大的‘纯文学作家’生产基地，绝大多数作家几乎都可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纯小说’，甚至等而下之，成为权贵的附庸。”如果此说法有其道理，中国作家最好就别再等下去了。因为照现在这架势往下走，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作家依然与诺奖无缘。

第二章　中国神话的秘密
　　中国民间最有影响的古代宗教是“天崇拜”，但这个“天”；又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去崇拜虚无缥缈的天空呢？原来，中国天神话中的“天”、甲骨文中的“天”与现在的天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那是一个有形有体的天——它就是现在天空中看到的月亮。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假设。

第一节　中国人奇怪的宗教心理
　　首先申明，我在此谈论的宗教心理问题，是指中国的民间宗教心理，因为本人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间信仰，对宗教的其他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故不敢妄加评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世界上不同民族的人，几乎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宗教心理，或者说是宗教需要吧！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表面上被现代科学紧紧包围着，像塑料制品、化学制品、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汽车、飞机、火车、电脑……等等几乎侵入了我们每一个生活空间，但奇怪的是，这些科学的成果仅仅使我们的外表科学化了，而在骨子里，我们依然是宗教的。英国的保罗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
　　说到宗教心理，全世界各民族都不相同，其中，中国人的心理更是奇怪，它与全世界各民族不但不同，简直就是背道而驰。

中文系是一条洒满钓饵的大河
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
网住的鱼儿
上岸就当助教，然后
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
然后再去撒网

有时，一个树桩般的老太婆
来到河埠头——鲁迅的洗手处
搅起些早已沉滞的肥皂泡
让孩子们吃下，一个老头
在奖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
放些失效的味精
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
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

海洋正在死去。中国的海岸线，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排污现场。鱼儿越来越少，鱼苗难以长大，海水日渐浑浊，连空气也变得难以忍受，曾经富裕、热闹的海边开始成为不宜居住之地。逃离海岸线的故事正在苏北至山东的若干个海边小镇上演，离开海岸线的情绪不知何时从北向南蔓延。当污水经过成百上千的江河汇流入海后，通过沿海盐场晒制的海盐，有毒的污染物又循环到人们的餐桌上。大海，正在变成危险的地方。

山东一农村：“1995年以前，这条河的水可以饮用，现在，连庄稼都不敢喝，鸭鹅碰上就死。”一位村民为客人烧了一条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鲈鱼，客人夹一块送嘴里，扑鼻而来的却是一股浓烈的柴油味

苏北一乡镇：“有一年征兵，这里的年轻人全部是肝大，没有一个合格的。”不走，连人也快活不成了。

“走的都是有钱人，我们这些没钱的，还得守着脏了的大海拼。”

连云港化工园：“他们从河里取了水样，检测发现水有毒，人、牲畜都不能吃。要化工园区的工厂赔偿4万块钱，化工园区管委会以这个为由，反告他们敲诈。”一些村民因此被关了半年。

词：方文山 曲：周杰伦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 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 
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你的美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 为遇见你伏笔 

　　周传雄最新专辑“蓝色土耳其”
　　我们都在练习快乐的同时 学习跟孤单相处
　　过不去的时候
　　请你到周传雄的歌声中稍作停留
　　闭上眼睛，听见心中的蓝色土耳其

　　一次次的音乐创作
　　是希望告诉所有的人们
　　你并不是独自面对孤单
　　周传雄用歌声陪伴着你我一起打开心门
　　多一点点想像的视野与明亮的心情
　　就能看见这世界上其实还有许多未知的美丽风光

　　亨廷顿教授曾对二十世纪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非民主政权作过归纳：“在第三波中转向民主的（威权）政权通常可分为三组：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不同形式的威权政权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有所不同的，亨廷顿采用三个宽泛的类型进行概括：“变革”、“置换”和“转移”。亨廷顿认为，当执政的精英领头实现民主时，就出现变革；当反对派团体领头实现民主，而且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时，便出现置换；当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采取联合的行动而且实现时便出现转移（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139~142页。上海三联书店。下同，不再注出处及页码）。大体上，亨廷顿对威权政权的归类是从横向平面剖开的，着眼于描述威权政权的“形态”；“变革”、“置换”和“转移”亦是对民主化“方式”的横面概括。如果民主化的过程不单有“方式”的差异，而且存在着难易之分，那么各类威权政权除了在形式上不尽相同，在专制程度上当然也有着深浅高低的区别。也就是说，关于威权政治，是可以从纵向切入，对其专制的“层次”进行分析和归类的。
　　
　　毫无疑问，过渡性威权统治是最低层次的专制形式。这类威权政权并不企图寻求 一个无限期掌权的执政逻辑，它的合法基础不是基于反民主价值的意识形态规定，而被确认为是出于特定时期的国家需要。除个别例外，第三波中的军人独裁大体可归入此类。亨廷顿认为：“军人领袖们几乎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他们国家的永久统治者，他们都怀有这样一种期望，即一旦他们纠正了罪恶，他们就会退出权力，然后去履行他们正常的军事职能。当然，他们也是正是在这一清除罪恶的过程中上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