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悠悠

　　公元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距离他第一次发现“新大陆”恰好10年。船在洪都拉斯湾靠岸，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兴奋地踏上久违的葱茏陆地。在当地的市场上，一种制作精美的陶盆吸引住他的目光，卖主告诉他，这漂亮的陶盆来自“玛雅”。这个神奇的名字，第一次传入了欧洲人的耳朵。

　　差不多又过了10年，一艘海船从巴拿马前往圣多明各，途中遭遇海难沉没，12个幸存者登陆尤卡坦(Yucatan)半岛。两周之后，他们与玛雅人不期而遇，其中5人成为玛雅人祭坛上的牺牲品。逃脱的幸存者回到了西班牙占领区，心有余悸地讲述着他们的历险。欧洲人与玛雅人的首次相遇，就这样定格成为历史的画面。

　　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Hernan Cortez)率领西班牙军队横扫墨西哥，征服正处于文明鼎盛时期的阿兹特克帝国，“铲除一个文化，如同路人随手折下路边一朵向日葵”。此时，玛雅文明已近尾声，但在尤卡坦半岛上，还残存着一些玛雅小邦。1526年，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前往尤卡坦，试图用暴力建立西班牙殖民地，并强制推行基督教信仰。不肯屈服的玛雅人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游击战，直到1697年，最后一个玛雅城邦在西班牙人的炮火中灰飞烟灭。

专辑名称：【天箫吟唱】世界上最动听的排箫音乐

超广角音场的空间感演绎，大自然一尘不染的精华，仿佛让你远离凡尘嚣暄，置身于世外桃园，尽情享受这天簌之音……

跨越一世纪音乐的历史长河，人们用音乐记录下来他们的心路历程，唤起你心灵的悸动与之共鸣。这整个系列呈现出一个相当纯净的音乐色彩，优美恬静，清新自然，有什么比躺在山林间享受大自然的怀抱，轻松聆听这带来的惬意呢？那远离尘器的大自然天籁之音，悦耳动听的旋律妙韵，让你在这世外桃源里享受与世无争，知性感性的大自然音乐之旅。

乐器音色变化丰富，高低音节奏明快，层次鲜明突出，空间感觉强烈，感情丰富细腻的演奏，让你感受音乐飘逸的魅力及不食人间烟火的美感。

　　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祝捷食品。唐高祖年间，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八月十五凯旋而归。 

　　当时有人经商的吐鲁番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高祖李渊接过华丽的饼盒，拿出圆饼 ，笑指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说完把饼分给群臣一起吃。 

　　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一书，已有“月饼”一词，但对中秋尝月，吃月饼的描述，是明代的《西湖游览志会》才有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到了清代，关于月饼的记载就多起来了，而且制作越来越精细。 

　　月饼象征着团圆，是中秋佳节必食之品。在节日之夜，人们还爱吃些西瓜、水果、柚子等团圆的果品，祈祝家人生活美满、甜蜜、平安。 

　　中秋吃月饼，和端午吃粽子、元宵节吃汤圆一样，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古往今来，人们把月饼当作吉祥、团圆的象征。每逢中秋，皓月当空，阖家团聚，品饼赏月，谈天说地，尽享天伦之乐。 

　　中秋节是以家人团聚赏月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节日。又称团圆节、八月节、八月半。因在夏历八月十五日，恰值秋季正中，故名中秋。中秋节与元宵节、端午节并称中国三大传统佳节。汉、壮、布依、侗、朝鲜、仡佬、畲、京等民族都欢度此佳节

【中秋节简介】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我国人民在古代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明朝衰亡的真正原因

这是一份将全球气温百万年来的变化和“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作比较的统计图表。（见附图） 

图表一共分为三幅，在这三幅图中，分别将“小冰河期”的气温放在“一千年”、“一万年”、“一百万年”里作比较，a图是“一百万年”，b图是“一万年”，c图是“一千年”。

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尤其是末期的1580-1644是最为寒冷的，在一千年里是最冷的，在一万年里也是第二位的，在一百万年里也能排进6-7位，是相当寒冷的，可以说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是最寒冷的时期。 

在b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万年以前，气温有一段骤然升高的时期，而且保持了相当平稳的状态长达八千多年。这段时期的气温一直在我们经历的二十世纪初期气温上下小幅波动，这样的气候给予了人类发展良好的条件。但是到了明朝中叶，即1500年后，气温骤然下降，整个降温过程十分明显，而且气温最低的阶段就是明朝末期的那段日子——1600年至1644年。这段时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万年以来的次低点，在百万年也是最低的6、7个极度寒冷的时期之一。崇祯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最寒冷的一段时期之中段，整个气温回暖是在明朝灭亡以后的1650年左右。 

竹林漫上残阳
归农依唱
雨送一抹微凉
虹结窗框

散落在城墙
血未成霜

却叫她学会去遗忘
夜蝶翱翔
就在他的胸躺
雪蕊幽香

站在城门旁
看雪落一场
余生芒茫

　　最近，茅于轼先生的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改革进行了29年，中国的GDP也迅速增长了29年，但是将自己划分到“穷人行列”的人，仍然占回帖中的大多数。人们将“替富人说话”看成是“伤害了穷人的利益”，而茅老的“为穷人办事”却未必能为回帖者受益。所以，人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该文的标题，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不满意，认为贫富差距太大，其实将话说白了，有的人是不满意自己的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以及致富的希望。有的人是不满意其他穷人，比如农民的收入水平。无论是那种，都比改革前的那种价值取向要好的多。在哪个时代，人们比穷，比身上衣服的补丁，是越穷越光荣。谁富裕谁就成为“五反”的对象，成为资本主义的尾巴。现在是比富裕，是对富裕的程度不满意。这是好事，我认为我们需要追根溯源，查寻这目前的富裕是怎么来的，从制度上寻找目前的分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只有查找到了制度的缺陷，才有可能营造一个更公平的富裕格局。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富裕，是“让”出来的。这需要从邓小平理论谈起。

　　古雅典的民主政体的根基建立于前苏格拉底时代。在那时，日神精神还没有主导古雅典哲人和民众们的内心。一切关键的哲学概念还保留原初的含义，没有像后来一样被歪曲。而这些概念被歪曲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古雅典政体演变的历史。
　　　　
　　黑尔德在《世界现象学》一书中以现象学的方法分析了古雅典的政治体制。依照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观点，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无时无刻的不在显示着其自身，做为一个“普全境域的世界”。然而，人们却由于自身的“兴趣”，无法完全将自己开放给这个自身显示的“普全世界”，而是仅仅关注于自己“兴趣”所限的“普全世界”中的一部分――“特殊世界”。这样一来，世界做为一个整体，就由于人为的原因而被割裂了，事物本身也被遮蔽了。

　　为了重新回到“普全境域的世界”中去，必须有一种克服“意见”的力量，来打破“特殊”世界的牢笼。战胜“兴趣”这一情感的另外的那种力量就是“好奇”，是哲学家们对于“普全世界”的求知欲。“特殊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个封闭的原子，这种原子式的个人状态的缺陷就是在于对于外部世界的漠不关心以及由此带来的狭隘和封闭。“兴趣”志向中对于世界结构的认识是扭曲的，所以为了看清世界的本真，就需要对于这种个人“兴趣”的“搁置”，也就是现象学所强调的“置悬”。这样一来，“现象”――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公开者――才能清晰的向我们展现出来。而逻格斯做为一种“合乎语法的言谈”，可以向所有人传达这种自身显示自身的无遮蔽的存在者。

　　我希望中的新农村是什么样的？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势，还是先从问题说起吧。
　　
　　中国农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城乡隔离问题。其恶果，将主要不是在农村本土呈现出来，而是已经并将继续在都市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流民问题。历史上大的动乱，往往都以流民的充分卷入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流民一起，往往若江河溃堤，其势不可阻挡；而且往往不问青红皂白，打倒一切，冲决一切，千千万万健康的生命，百年千年辛苦的积累，都在所不计。有如一把野火烧过，烧成一片焦土，烧成一片洪荒。在一片洪荒之上，只好一切从头再来。
　　
　　城乡隔离最极端的后果，就是导致这样的历史重演。而这种极端后果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原来的城乡隔离，固然也不公平。但那时受害者毕竟都在遥远的乡村，他们对城市生活没有深刻的了解，没有多少直接的和日常的对比，不存在心理上强烈的不平衡；而且他们都处于分散状态，老死不相往来，不能形成为一支力量，传统的计划控制体系能够很轻松地控制他们。受害者既没有跟城市冲突的愿望，也没有发生冲突的能力。因此城乡利益分配无论怎样的不公平，乡村对城市都不可能构成任何实质威胁。

　　 民主是时下热门话题，这是好事，也本该如此。世界180多个国家中，没有采用民主制度的所剩无几，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只在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而且在非洲也很普遍。既然不管肤色、人种、文化、信仰和传统，差不多各国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那就说明这种制度的适用性不存在地域、人种或文化差别。所以，中国也必须迈出这一步。

　　民主制度只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民主固然是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但它显然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稳定和清廉，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实践指向了相反的结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民主国家也只是少数。

　　到底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呢？关于经济增长跟民主的关系，的确有许多误解。当你说“民主是国家长久持续增长、长治久安的保障”，他们就说，“印度不是有民主，但其经济增长不是远落后于中国吗？”或进一步说，“拉美国家早就搞民主，但其经济不是照样落后吗？”这么说的背后总存在一个假设，那就是“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或者“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把经济看成是民主的单变量函数。否则，怎么会只要能举出一个经济失败的民主国家，就能否定民主对长久增长的重要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