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悠悠

伴随着珠三角“城市化”的浪潮，大量农民变成城市居民，旋即成为城市贫民，他们大量失业，靠零工或开摩托车载客养家活口。广东佛山市布心村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现在不少村民怀念改制前的“农民”身份。并且，这一现象在珠三角非常普遍。（《民主与法制时报》4月22日）

搁以前，村里土地被征用，洗脚上田去当工人，吃铁饭碗，是农民求之不得的好事。那时候农村收入低，工人收入稳定，而且医疗保障更好，退休了还有退休金。我有一位同学就是这种家庭背景，他说，当年他们家里的菜地被征用，父母被招工，亲戚朋友羡慕得眼睛都发绿。

但是，现在城市近郊的农民大多都怕土地被征用。其一，补偿太低。如布心村，按照被土地征用之1992年时的地价3．5万元／亩，4000亩土地值1．5亿元，而按现在的价格，布心村居民曾经的土地总值是18亿元，但布心村民拿到的补偿，却只有区区600多万元。其二，从农民变成城市居民以后，生活无着。布心城市化的初期，政府考虑了居民们的就业问题。一部分按年龄给予了“安置费”，另一部分安排了工作，但后来因企业破产、裁员，绝大部分都失业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在极权主义里，没有左右之分”。如果把这句话用于解读中国历史，大约是说天子以下，人不外乎分为两种，或者顺民，或者逆贼。顺民只有一种，逆贼也只有一种，强分左右颇有些周星驰的无厘头色彩。

　　这句话虽然简单，却让我多少有些理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处境何以如此尴尬，满腔赤诚一心报国的志士们仅仅在网络上拥有话语的权威，而在现实里却总会一次次撞上南墙，头破血流。这样的描述或许容易产生误解，需要声明一点，我并非在暗示我们处于某个邪恶的极权统治之下，一个更稳妥更安全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在上升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之前，民族主义和其他主义一样，有着同样艰难的生存环境。仅就这一点而言，我对那些坚定而理性的民族主义者充满敬意，尽管我始终认为，在中国这一病患面前，他们所扮演的不过是一个庸医的角色。

　　试图为民族主义做一个精确的定义是极为困难的，用诸如相对固定的疆域、文化和血缘的纽带这类粗线条的描述所能定义的往往仅限于民族而非民族主义，用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民族概念为模板，把它的利益理解为民族主义的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却又难以让人信服。

中央电视台又一次创造奇迹，借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平台，吸引一亿多观众，请余秋雨教授来传播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各方面的统计和调查证明，全国观众中热心歌唱比赛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喜欢倾听余秋雨教授讲述的比例却越来越高。到上星期，专为听雨秋雨教授的听众人数，已达到八千二百多万。这个现象，极为惊人，可惜传媒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件事在漫长历史和辽阔的世界中的空前意义。

余秋雨教授自己也创造了奇迹。他在讲述一些常识之外，居然把中外学术前沿最尖端、最艰深、最有价值的思想精华用简洁、生活的语言向全国观众进行阐述，不仅没有把广大观众吓退，反而让他们着迷。这一来，高层学术前沿和世俗传播前沿完全合成了一体，实在是大师手笔，常人莫为。

历来中国文化学术界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喜欢以艰深晦涩来掩盖自己缺少见解的空洞。这已经养成习惯，因此，一听余秋雨教授用通俗简明的话在讲述，也以为是浅显的知识，不认真收看了。这一点，广大民众的接受心理远比文化学术界健康，他们以上亿人的放松心情，让当代最杰出文化智者的声音深入大地。

我听说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倾听秋雨》，收录了余秋雨教授在马英九先生、胡志强先生主持下在台湾各地发表巡回演讲的空前盛况，可惜我没有读到。

　　公交车从始发站开出时，有美妙的歌声传出，就是那首婉转动听的《太湖美》，我沉浸在其中，想象着江南的美丽，感叹着往事的流逝与不可捉摸。“春来江水绿如蓝”，没想到唐时的诗人白居易也能预测到千余年后的事情。当时的“绿如蓝”是远观后的景象，即如“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朦胧，而如今，却变为现实，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可见人类改造自然之伟力。

　　鼋头渚的一块巨石上刻着一行文字，“无锡，充满着温情和水”，这是这个城市的旅游宣传口号。多么美丽的词语，在这个江南的水乡，更增添了一份娇滴滴的美感。我曾多次穿行与城市或者乡间的小巷，试图寻找一丝关于“温情与水”的印迹，却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了，在黑色的臭水之畔，柔弱的人们继续着祖先传下的温情，安然度日如年。

　　据说，蓝藻又一次爆发了，在丝毫没有觉察中，我竟然感到了一丝诧异。似乎具有了对于臭水的免疫力，不在出现惊诧和恐惧，习惯于漫步在臭水之畔，任凭杨柳春风拂面。习惯，真是一个好东西，足以让你不再恐惧，也足以让你安然于此。温水青蛙，或许只是一个谣传，在自设的枷锁里，你做着一个自慰的梦，然后安乐死。

一份由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揭开了5家港资企业在内地工厂涉嫌违反《劳动合同法》。其中，由前女首富张茵掌控下的玖龙纸业更被指为“港企之耻”。

关于“血汗工厂”的报道不绝于耳，但是有关于抵制“血汗工厂”的言语却是极少耳闻的，通过google搜索，得到的结果几乎都是报道去年11月份，同一个香港学生组织对内地戴尔工厂的调查，并认为这些工厂属于“血汗工厂”，发起抵制戴尔的产品。

抵制“血汗工厂”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由美国民间发起的一个运动，要求跨国公司对其产品的生产过程负责，不得对劳工采取不人道的待遇。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中国已经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国内许多工厂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极为苛刻，被称为“血汗工厂”，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无法回避和否认的。但是抵制“血汗工厂”及其产品的呼吁却极少在公共空间中被传播，而抵制日货、美货以至法货却很容易在网络上霎时组成一首恢弘的合唱。

家园，是人类心灵栖居的地方，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之一。“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1600多年前，诗人陶渊明所描绘的浓荫洒遍庭院的田园风光。谁不热爱自己的家园？2007年，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发生了不少环保事件，但不得不提的有两件：一是太湖蓝藻暴发引出的无锡“水危机”事件，二是公众参与推动的厦门PX项目迁址事件。

“太湖美”变成了“太湖霉”

5月29日，江苏无锡城区市民忽然发现自来水腥臭难闻，已无法饮用，一时间，桶装水价格翻番，超市里的矿泉水纯净水也被抢购一空。

这里本是江南水乡，“太湖美，太湖水”的歌谣也家喻户晓，居然发生了饮水危机，原因是太湖水污染严重，导致蓝藻暴发，上百万的城市居民忽然找不到水喝，带来的是多大的恐慌！

我想首先感谢巴黎人民和巴黎市警察局给了我们今天这次机会让我们聚集于此。这是罕见的一次，也是欧洲和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华人集会。

我想代表从别的城市，乘坐大巴、火车和汽车，从几百公里以外自费赶来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很多朋友没有能与我们相聚于此，但是我想替他们表达他们与我们一样的对中国、对法国、对法国人民，以及对中法友谊的关注。

在这次对中国的妖魔化的扭曲报道事件中，我们，全世界的中国留学生，我们感觉很痛，我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我们不怪法国人民，因为造成这样结果的责任人不是你们，而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职业煽动家。

像所有行业一样，记者和媒体有自己要遵守的职业道德。媒体要求公正，客观，对所报道内容的核实，以及评论的适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诽谤和诬蔑，没有证据地责难，扭曲事实。

在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报道中，一些记者超出了他们原本的报道角色，完全变成了自认为拥有绝对真理的批判家，甚至把事件可笑地简单化。一个弱小而善良的受害者和一个巨大而残忍的暴徒。他们的角色从一开始就这样人为地被分配好了。

　　 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由需求引发的通货膨胀。即使是负责任的政府，也会在战争期间通过通货膨胀税来获得战争经费，比如四十年代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朝鲜战争自然也导致解放初期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导致了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币制改革，即原来的一万元兑换新币的一元钱。不仅如此，由于战争造成物质紧张和通货膨胀，导致商人们以囤积居奇来保值或获利。这又直接导致了，由一个上海小店员设计出来的统购统销经济管制和城乡分隔社会管制制度，以及对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管制经济，形成了中国经济管理特色，一直舍不得丢。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大跃进引发的经济崩溃，特别是农业减产，由供给减少引发的通货膨胀。一般的人只知道那个时候饿肚子，其实那几年通货膨胀也比较厉害。本来，在五十年代中期币制改革后，一元钱可兑换一个银元。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四个鸡蛋就值一元钱（一个银元）。当时，政府只得采用高价出售高级点心方式来回收货币，收紧银根。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导致大跃进的人民公社，实行了土地等资源的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这使人民丧失了非货币财富，从而在通货膨胀中受害更大，通货膨胀导致的财富两极分化更严重。

　　 接下来就是文革期间，在此期间虽然物价是冻结的，看起来不可能有通货膨胀。但实际上也存在通货膨胀，麻子记者在文革前期，每个鸡蛋才卖五分钱，黑市上每斤大米才卖二毛多。但到七十年代（文革后期）的时候，鸡蛋开始卖到一毛多，黑市大米卖三毛左右。

　　甘棠又称为棠梨，因常常野生于荒郊、山脚、路旁，所以人们常常叫它野梨。它果小、味道酸涩，并不是味美之果，人们一般把它当作嫁接各种梨树的砧木。但两千年来中国文学作品常常可以咏颂它作品，这又是为何？这得从诗经中的一首说起。
　　
　　《诗经。国风。召南》中写道：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茏。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这首诗里提到召伯就是召公。召公和周公都是周文王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灭商纣三年后就去世，他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时候才十二岁，于是就由召公和周公共同辅佐成王。成王继位不久，弟弟管叔、蔡叔与纣王儿子武庚在殷商故地发动叛乱。周公用了三年平定了叛乱，为稳固东方，他就在东边建立一个新的都城叫做洛邑（现在的洛阳）。这样周王朝就有两个都城，西部是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又叫宗周。东部是洛邑，又叫成周。从此以后周公、召公分陕而治，陕县（现属河南三门峡市）以西由召公治理，东则归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