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悠悠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项目，由笔、墨、纸、砚构成的“文房四宝”已不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物品。它们的价值，现在更多只能通过艺术或历史古迹的方式得以体现。

　　事实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文房四宝与国人的距离，不仅体现在实际生活的运用方面，也体现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文房四宝”渐行渐远，逐渐带走了中华传统精髓文化。人们在文字组合的亲历过程中，已无法直接体验到书写汉字时的优美、含蓄、厚重和磅礴，更无法体验到表达思想时“笔如泉涌”、“挥毫泼墨”的愉悦感和满足感。

　　当然，要看到的是，作为传统文化的高雅表现形式，“文房四宝”从来都不是普及的东西。它们对文化素质和经济实力的要求，降低了历史上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接触和使用它们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房四宝”在当下社会遭遇的窘境，其实也内含了一种对经典雅致文化的否定甚至贬损的倾向。人们甘愿沉溺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简便快餐式的消遣方式和工作样式中，满足于“不思考、不烦恼”的思想方式，一味地追求时尚流行，陶醉在浮躁浅薄、弥散着铜臭味的“娱乐至上”之中，而忘却了我们的文化根基。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中山大学演讲。当被问及对时下正在热播的“百家讲坛”有何看法时，他的回答颇为精彩：学术通俗化，这是学术本身和社会大众的需要，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大力表彰。问题是，现在受众的水平就是这个样子。多年前，朱自清写《经典常谈》，本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但这个通俗的小书现在本身也成为经典。当时的中学生，就有那样的水平。电视必须考虑最大的受众群体，“百家讲坛”本意就是给初二水平的学生看的，超过这个水平的人可以不看，但不要在那里唧唧歪歪。要怪，就怪现在的学者没法写出分层次的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

陈平原尖锐的意见击中了要害。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学生为何就有那样的水平？现在的学者为什么写不出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冯友兰的《新世训》、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以及朱自清《经典常谈》的部分章节，最初都是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这份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群的杂志，几乎集中了当时学术界第一流人物的稿件。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则是，朱光潜、朱自清和钱穆，都是从中学老师步入大学教授的行列，钱穆则是连小学也教过。不难理解，他们对于中学生和一般青年的需求，为何有着如此切近的了解和关怀。

　　中国人的自信传统与文化养成

　　“中国人有无自信”问题是个老话题了，但在中国走向复兴的今天，谈论起来仍有特别的意义。
　　
　　在清朝末年一些曾踏足中国的外国人看来，中国人面对西方人时，经常会在自大和自卑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不定。民国时期，中国也曾出现过一场“改造国民性”运动，参与讨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国人具有很强的奴性。国学大师梁启超甚至痛心疾首地说：奴性、愚昧、虚伪、自私、怯懦等造成了国人的人格缺欠，是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自大、自卑、奴性等都是病态的乃至畸形的国民性格，或说中国人没有丝毫自信可言——有的话，也是盲目自信。我的问题在于，如果国人都是一些盲目自大的或妄自菲薄的甚至是甘做奴隶的人，那么，又如何理解近代中国能走出几近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而达止今日初步复兴的历史阶段？又如何解释世界上唯有中国的历史五、六千年来连续不断、生生不息，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古人经常的观察到的天象是太阳的出没和月亮的盈亏，所以昼夜交替的周期为一“日”，以月相变化的周期为一“月”（现代叫做朔望月）.。

年的概念和农业有关，《说文》：“年，熟谷也”。谷物的成熟周期意味着寒暑往来的周期，也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称为太阳年。在远古，年和岁是有区别的。“岁”表示今年某一节气到明年同一节气之间的这段时间，而“年”指的是今年正月初一至明年正月初一这段时间。

以朔望月为单位的历法是阴历，以太阳年为单位的历法是阳历，中国古代的历法不是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平年12个月，有6个大月30天和6个小月29天。有大小月之分，是因为月相的变化在29-30天之间（精确数值是29.53天）。每年12个月一共354天，但这个数还不够1个太阳年。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是365.2422日，比阴历12个月的总和还多出11天多。所以阴历每过3年就和实际太阳年相差1个月的时间，所以每3年就要加1个月，称为闰月。这样是为了使历年的平均时间约等于1个太阳年，并且和自然季节大致符合。

置闰是古代历法中的大事。《左传文公六年》：“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世之道于是乎在矣”。三年一闰还不够，还要五年闰两次，所以《说文》说“五年再闰”。五年闰两次要多了些，后来规定19年闰7个月。

中国人一直在漠视自己的传统。这个“一直”有多久？大概也就是一百年的光景。然而这一百年，却奇迹般的使五千年的文明几乎荡然无存。这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巨大而诡异的反讽，而对于生活在现代、与古文明隔绝了的中国人来讲，又不能仅仅靠自嘲去掩饰心灵深处的恐惧。

有一个叫王斐的年轻油画家说，“我在博物馆圣殿中仰望汉人的面孔，就连作为奴仆的跪俑都是那样矜持凝重；我看隋人面孔的庄严冷骏，凌人冷酷之美让人不敢正视；我更忘不了唐人面孔的轻狂不羁和宋人面孔的闲愁儒雅，这和我们看到的当代中国人的面孔气质已经毫无联系了……”同样的，台  湾著名词作家方文山在演讲的时候说：“很不幸，无论是城市建筑的形式，节庆时的传统服装，还有国民整体的美学标准全部都有待加强，因为根本就看不出这个地方有任何文化特色……总归一句话，就是整体的国民欠缺质感，像廉价速成的商品一样……”

这些人的这些话给了我们许多触动，难道，对于那些逝去的往昔繁华，那渐行渐远的高贵与淡雅，我们就只能瞻仰和祭奠？当再次回首，面对曾经无比华美绚丽的故园，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想必心中也时常隐隐作痛吧。所以，有人在默默祈祷，有人在默默实践，有人在默默宣传……

是的，有些东西是挥不去抹不掉的，就算遭到再多的压迫与摧残，就算被黄沙长久的掩埋，他也依然如火山般随时等待爆发……

——王财贵博士（著名国学大师牟宗三弟子）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

    今天我之所以来这里，就是要说明一件事情——请各位老师，这一辈子务必要记住——教育是非常简单的事；教育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事；要培养人才，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所谓的老师要有“爱心、恒心、耐心”，这些“三心二意”是不需要这么强调的。我们只是不了解教育的本质——本来一个孩子，他就是那样的纯真纯洁，他的品德，我们只要不破坏他，就很好了；本来一个孩子生下来潜能无穷，我们只要不障碍他，就不错了。有许多老师，有许多家长，一直在残害，在障碍我们的孩子。所以使我们国家没有人才，从今以后，不要再那么努力了。不要努力去障碍我们的孩子，千万、千万！拜托、拜托！要怎么样做到愉快轻松的跟小朋友一起成长？我请大家先看一段录影带，这是六年前的带子。 
    前几个礼拜，我们播送了一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专题，对牟先生一生为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深感佩服。牟先生认为，对现在社会弊病的救治，中国传统文化该是一帖良方，但是如何落实呢？现在他的嫡传弟子王财贵，正在推动一项复兴传统文化活动。从根本上救起我们未来的主人翁。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小朋友学习成绩进步，还可以开发增进儿童的智慧，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请看记者胡春玉、肖瑞华的报道：“这里是台北市中正国小四年级二班的小朋友，他们每天的早自习，都是在读诵四书。而这里是复兴街的一个社区妈妈的家里，小朋友下课后聚在一起也是在读《老子》、《庄子》、《论语》这些一般人认为深奥难懂的中国经典。小朋友不但朗朗上口，有的甚至能背整本《老子》，半本《论语》了。全省目前初步估计，大概有五千个小朋友，正在接受读经训练。 这些小朋友经过一年半到两年的读经教育，不但国语能长足进步，有的竟然也从经典中学到做人处事的道理，令许多家长及老师又惊又喜。”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写下激扬一代中国人的《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今天，梁启超寄于厚望的少年，具有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豪壮、造世界、“常思将来”、“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的气质，都在这一代身上可以依稀地看见。可是，他们身上的中国传统日趋减少，特质与个体已不复存在，中国味淡不可闻。

　　一、关于“忠孝仁义信礼智勇”
　　我们打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要维护的那个秩序，也切断了我们与“忠孝仁义”的关联。“信礼智勇”做为各社会通用的一种生存哲学和基本要求，披着儒家的词语外壳，但在嫁接了西方的价值理念之后，内涵早已不再。
    经济为先的如今，只有在台北的路牌上还可以看到这八个字。古人曾把道德修养视为人生的终极追求。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理念，快乐，自由好象都比道德重要。现在的孩子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忙。

　　二、 关于“四书五经”
    古时的书生，15岁出童前，要把四书五经背的烂熟于心，他们对经典的了解，足使今天的古文学博士生汗颜。1912年1月19日，当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下令，“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的时候，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壮举。但在历经近一个世纪后的结果，却是已经没有多少人答得出来什么是四书五经。如今，孩子们对以《大学》、《中庸》、《伦语》、《孟子》、《易经》、《易书》、《诗经》、《礼记》、《左传》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支柱思想体系是一头雾水。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甚至是发展着，不管是令人欣喜地还是令人讨厌地。所以我们同时听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和“走向开放的中国仍然面临铲除封建主义的重任”的声音。可是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说法的共同前提，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几乎快要消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或“雅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说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还存在不存在，主要看她是否还活在某个民族或社团的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标志就是要看：（1）这个文化是否还有严格意义上的传人，即一些以团体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在自觉地传承她的“道统”的人们；（2）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否还存在；（3）她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的重大选择；（4）她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感情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简言之，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就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或两河文化还活在伊拉克。当然，任何活文化都会发展、变化，但那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新旧形态之间有血脉相通、“基因”相连。如果出现了文化的断裂，也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方式和精神取向的强行改变，被另一种异己文化顶替而不是与之交融，就不能再说这是一个原来文化的新形态了。更具体地说，如果以上讲的四个标志中的一个所指示的现象基本消失，那这个文化就出了较大的问题，有两个或三个标志现象不明显，这个文化就已陷入危机，如果四个标志现象都不可见了，这个文化就已经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