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悠悠

“唐伯虎点秋香”可谓是古代才子佳人故事传说中的经典，也为中国老百姓传为美谈。不仅在传统戏曲里被演绎，在电影、电视剧里也大同小异地出现过数个不同的版本。人们意识里，唐伯虎也成为风流才子的一个典范。然而，殊不知，这些风流韵事其实都是由后世渲染甚至杜撰的历史“绯闻”，而唐伯虎真实身世却极为坎坷，实难用风流快活来形容。

唐伯虎生于1470年，因其出生时恰逢寅年寅月寅日故而得名唐寅，又因为寅即虎，故又得名唐 伯虎。当时他们一家人住在苏州，他的父亲唐广德做酒肆生意，他的母亲丘氏可谓小家碧玉，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贤良女子。

唐伯虎自幼聪明伶俐，平时常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和来往切磋，四人皆为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时人称之为“明四家”。在16岁的时候唐寅即考中秀才，19岁的时候迎娶了妻子徐氏。一时间衣食无忧生活甚为幸福美满。

以唐朝为例。唐玄宗在位时，土地政策里有这么一条：“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意思就是说，政府给老百姓划拨宅基地，划拨的宅基地大小取决于家庭等级和家庭人口，如果是平民家庭，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基；如果是贱民家庭，每五口人给一亩宅基。另外老百姓也可以购买宅基，但是购买的面积有限，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指标。

政府规定的指标是多少呢？平民家庭买地，每三口人，最多只能买一亩宅基；如果是贱民家庭买地，每五口人，才能买一亩宅基。

在唐朝，商人也属于贱民，再有钱的商人也是贱民，贱民老板去买地，即使是上百口人的大家庭，最多也只能购买20亩地，用这20亩地搞开发，一两年就倒腾光了。而如果超标大量买地会怎么样呢？

唐朝法律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意思是买地超过指标的，得挨板子，每超出一亩指标，挨10大板。

根据历史研究，唐朝的确是以丰肥浓丽为审美取向的。如果去观赏唐代绘画、雕塑、陶俑及各类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女性形象，留给大家最突出的印象，也一定是“丰肥浓丽、热烈放姿”。

丰肥浓丽即丰满、肥硕、浓艳、亮丽；热烈放姿即穿着袒露、自信张扬的表情姿态。从史书中对武则天的描写我们可以断定，她正是凭着宽额头、丰脸颊、圆浑而重叠的颈部及富态形象赢得了“媚娘”的地位，从而为她进一步接近权力中心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更是家喻户晓、流传千古的胖美人典范。

显然，唐人与汉代和古代大多数时期人们欣赏窈窕淑女含蓄内向的审美观不同。这种“另类”审美眼光正是那个如日中天时代的必然特点。

　　中国人重文凭，重学历，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其实早已有之，至少隋唐时期就有例子。

　　有个叫薛元超的，唐高宗时期的中书令，也就是宰相。他颇具才干和才华。有一回唐高宗说：有了薛元超在中书机构，其他人也就多余了。唐高宗离开长安去洛阳，还特意留薛元超在长安辅佐太子。

　　这么一个位极人臣的事业成功者，却常常心怀不足，有一回对左右说：“哎，虽说我荣华富贵，却有三桩遗憾。第一，虽然做宰相，却不是进士出身；第二，老婆不是贵族出身；第三，不能参与编写国史。”三大遗憾中，把不是由进士出身摆在第一位。因为薛元超在朝当官是承袭父亲勋位而来的，也就是说，薛丞相是顶职上来的，不是考上来的。所以薛元超对自己不能由科举出身而耿耿于怀。学历的位置，在当时天下人的心目中可谓重矣。

专家们考证，龙首琵琶为缅甸民族乐器，由于缅甸位于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既与印度古代琵琶相似，皆为棒状梨形，又吸收中国的龙图腾，做成龙首。龙首琵琶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典范。中国古籍中，缅甸在汉代称掸国，唐代称骠国，宋代称蒲甘，明代始称缅甸。其音律在汉代就传到成都，又从成都传至中原。《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掸国王雍由调“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即献上音乐、舞蹈、杂技、魔术，安帝刘祜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追根朔源， 已成为川剧符号的吐火，与此颇有渊源，至今已有近两千年历史。贞元十七年(801年)，骠国的国王雍羌应剑南节度使韦皋之邀，派遣王弟(一说是王子)舒难 陁率乐队和舞蹈家来到成都，为成都人献上精美的音乐舞蹈大餐。到长安后，白居易《骠国乐》诗曰：“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陁，来献 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廷，黈(tou三声，意黄色)纩不塞为尔听……伏见骠人献新乐，请书国史传子孙。”韦皋还将孔雀王、白鹤游、赞娑罗花等十二种骠国乐谱，呈献给德宗皇帝，存于内府。

（一）泰山之高与渊泉之深：

东汉末，有人问陈谌（字季方）：“您的父亲为太丘长，到底有什么功德而获天下人赞扬的重名呢？”季方回答说：“我父亲就譬如桂树生在泰山之坡，向上有万仞之高崖，向下有难测的深渊；上面受甘露沾溉，下面被渊泉滋润。当此之时，桂树本身怎能知道泰山之高和渊泉之深呢?我父亲自身也并不知自己有无功德啊！”

陈谌对其父的评论是要说明，人之功德高低并不在有意为之，重名的获得自己也不知所以然，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另外，季方的话用的是比喻，魏晋之后，常用这种比喻来说明人的风度容止，如时人评魏明帝之内弟毛曾与名士夏侯渊共坐，曰：“蒹葭依玉树。”又评夏侯渊曰：“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评李丰曰：“颓唐如玉山之将崩。”评嵇康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倾。”等等。这种对人的风神容止的比喻性评价，反映了当时人的一种特有的带有玄学意味的审美取向。这种现象起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六朝。

“公输子削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墨子•鲁问篇》

中国是风筝的故乡。风筝又叫纸鸢、纸鹞，利用风力使之上升至空中，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风筝的始祖应该是鲁班（约前507—约前444），又称公输班，据说他会“削竹为鹊，成而飞之”。他 也首开了将风筝用于军事侦查的先例，史书记载，“公输班为木鸢以窥宋城”。

西元549年，南梁武帝时侯景发动叛乱，包围了皇宫，宫女“做纸鸢，飞空告急于 外”，是风筝用于传递军事情报的开始。风筝这个名字的确定，应当归功于汉隐帝时的大臣李邺，他在宫中曾以线放纸鸢为戏，又在纸鸢头部安装竹笛，风入竹笛， 即发出像古筝一样的响声，因而得名风筝。明代有一种鸦形风筝，内装火药投放于敌营爆炸，谓之“ 神火飞鸦”，这是用于军事；明代还有利用风筝测量风速的记载，这是用于科学。李约瑟把风筝列为中华民族的重大科学发现之一。美国华盛顿国家航空和空间博物 馆中有一块牌子上也醒目地写着：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

与孔子不同，孔子推行自己的仁道，即使不被重视也不改原则。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商鞅是极端功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仅仅29岁，而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才22岁，刚刚登基为王。

据《史记》司马迁讲，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又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兴趣，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习武秘籍,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武术功法及兵器演练图谱，它是记录中华武功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可是，它究竟出现在何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又是如何传承至今的呢？

位于上海的中国武术博物馆，是中国唯一一座武术专业博物馆，馆藏数百件古代兵器文物和文献典籍。根据研究人员搜集的编目，较早记录武术技法的书籍是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类的“兵技巧”部中介绍了武术，共有13家、199篇。其中“手搏六篇”、“剑道三十八篇”、“蒲苴子弋法四篇 ”是对汉代武艺的专门介绍。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专著原文都已亡佚，仅有篇目名称。但从标题名称来看，可以明确判断是较早的武术技巧专著。

但武术早在汉代之前就已经起源了。武术的本质是攻击，这是人类的天性，为了获得食物、保护自己，攻防能力是必须的。这也是武术的源头。但是本能还不是武术，只有当本能变为自觉，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攻击技能时，武术才开始萌芽。

抛开文字的历史，武术起源的证据在更早期的岩石上。

唐朝贞观年间，江南越州有一老僧叫辨才，是前朝著名书法家智永禅师的守门弟子。智永禅师临死前，将他珍藏一世的先祖王羲之的著名书法真迹《兰亭序》传给辨才。辨才和尚得到这一无价墨宝后，怕将它失落了，于是在自己卧室的伏梁上凿一暗穴，秘密地将《兰亭序》藏在里面，就象师父在时那样珍重保护它。

贞观年间，唐太宗在处理国家政务之余的闲暇时间里，专心致志地研究书法。凡是能收集到的王羲之的真草书帖，他都设法弄到了，供他临摹、观赏。唯有《兰亭序》没有得到手。经过多方探询、寻找，得知这份名帖现在江南越州高僧辨才手中。于是派人带着他亲手写的敕书去江南越中召请辨才进京，在宫内为他设置诵经修行的道场来供养他。太宗皇帝给予他特殊的礼遇，除了日常用度优厚外，还赏赐给他许多贵重物品。

几天以后，一次谈到书法时，唐太宗问辨才和尚知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虽经多方劝诱，辨才只是说他在侍奉师父智永惮师过世后，几经丧乱，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既然没有从辨才口中得到什么结果，于是又让他回到越中。后来，进一步探究推断，认为《兰亭序》还是在辨才手中。于是又敕命辨才进京入宫，重新追问他《兰亭序》的下落。反复三次，辨才和尚都拒不承认在他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