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悠悠

　　“不幸生于帝王家”，是旧时许多帝王子孙的哀叹，因为别看他们平日锦衣玉食，挥金如土，一有变故，他们往往就是权力倾轧的牺牲品。

　　朱元璋的九世孙朱载堉自然也不例外。不过，他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王子，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乐律学家、历学及数学家，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他的成功，就有着王室子孙特有的许多幸与不幸的因素。
　　
　　他很幸运，由于生在王家，可以养尊处优，有一份与生俱来的优厚俸禄，可以终生不为衣食发愁，还有很好的研究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
　　
　　他又很不幸，按朝廷规定，作为宗室子弟他不能参加科举，没有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荣耀；不能做官，没有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机会；不能私自离开领地，尽可以读万卷书，但不可行万里路，成不了李太白，更成不了徐霞客。
　　
　　更不幸的是，15岁时父亲被诬陷而遭禁锢，他从尊贵王子一下子变成了罪犯家属，在困顿和歧视中煎熬的19年，使他饱尝人间苦难；世态炎凉，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

今天是7月7日，很多人都不会记得历史上的今天发生的事情了。
但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一个必须铭刻在心底的日子，七七事变发生的日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日子，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记的国耻日。
可是还记得这个日子的中国人应该越来越少了吧？
且看看主流媒体：各大网站的纪念报道的确不多。打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红色记忆”记忆的是我们伟大领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事情，内容不用猜也是老套，蒋要打内战，多亏毛大义凛然，终于打破了蒋的如意算盘云云。
也罢，这个最善于遗忘历史的政党能记起今天是什么日子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我们的电视台能否在七七事变的纪念日里不要把内战的事情搬出来呢。
日本的入侵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巨大灾难，对我党来说就不一定了。毛是感谢过日本人入侵的，确实要不是日本人入侵，我党现在在哪里还不清楚。
只是可惜了那些为国捐躯的几百万国军战士了。

　　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社论中，对这种“在空前未有的广阔规模上发动的对旧世界、旧思想的批判”，错误地美化为“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说什么“我们要建设新世界，就必须破坏旧世界”。号召“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认为经过空前广大的批判运动，“一个七亿人民尽舜尧的伟大新时代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动听的预言，狂热的煽动，疯狂的野蛮的破坏，带来的是泪水横溢、血迹斑斑!

　　8月19日这天，北京街头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街道上贴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宣布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全是“旧世界”。“我们要造旧世界的反!”大字报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裤不穿!……”

　  图为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宣传“破四旧”

　　1.　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康熙二十七年)，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国土，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丧失。
　　
　　2.　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雍正五年)，贝加尔湖之南及西南约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被迫签订恰克图条约而丧失。
　　
　　3.　一七九零年(乾隆五十五年)，约十万平方公里之库叶岛，被俄帝暗中吞并。
　　
　　4.　一八四零年(道光二十年)，原为我属邦哈萨克，被俄帝侵并，该邦面积约百万平方公里。
　　
　　5.　一八四零年(道光二十年)，原为属邦布鲁特，约十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被俄帝并吞。
　　
　　6.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咸丰八年)，混同江以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面积约四十六万平方公里土地为俄帝侵占，并逼清廷签订瑷珲条约加以承认。
　　
　　7.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咸丰十年)，混同江及乌苏里江以东兴凯湖附近，约四十三万平方公里国土为俄帝侵占，事后逼清廷订北京条约加以承认。

　　第一首，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提到思乡，诗仙的这首诗是所有只要是稍识文墨的中国人第一时间想起的。这首诗明白如话，读起来琅琅上口，表达的是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所以千百年来广为传诵，成了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它不追求想象的新颖奇特，也摒弃了辞藻的精工华美；它以清新朴素的笔触，抒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境是境，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百读不厌，耐人寻绎。无怪乎有人赞它是“妙绝古今”。

——谁是屠尽四川的元凶

在讨论这一命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分析一下中国王朝更替循环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政治现象。 王朝更替循环在本质上是没有对制度革命性的创新，只有对原制度细枝末节的修补，从现象上表现为王朝更替循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有深刻的社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2000年的皇权专制制度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在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条件下，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性小，人们使自己生活状态改善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土地），这就使人们不可避免地为争夺社会资源而发生争斗，因此，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能有效地减少人们之间对社会资源的争斗的社会制度就是有效的社会制度。中国2000年的皇权专制制度是先塑造一个超然的绝对公共权力（皇权），再由皇权通过严刑峻法来阻止人们之间的争斗。在这种制度下，通过给予皇帝整个社会所能给予最大的享乐、地位和权力来使皇权变得超然，比较公允，再通过对儒学的利用来使人们相信皇权是合理的，同时通过宣扬“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来减轻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欲。中国这种极具特色的皇权专制制度在南宋随着“程朱”理学的完善达到最高峰，应该说它基本上能够满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减少人们对社会资源争夺的要求。

那么使这种专制制度发生革命性的变革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那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当主流的社会生产方式从农村自然经济过渡到城市商品经济时，就会对这种皇权专制制度提出变革的要求，使中国跳出王朝更替的怪圈。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增加，物质享受从最高统治者向下扩散，使宣扬“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变得空洞。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更多人们的物质享受变得可能，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人们多进行物质享受以扩大消费市场。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建立承认人们合理欲望的新道德体系的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分工水平提高，人们之间互相依赖性提高，人们改善生活的最有效途径已不是更多地占有社会资源，而是使自己的产品更适合社会需要。社会分工到达一定的程度，参加社会分工的各个博弈方为了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会自发地订立某种社会契约来保证社会分工得以有序进行。一旦城市商品经济成为主流的社会生产方式，参加社会分工的社会成员就会有结成某种社会契约并主动遵守的愿望，为减少人们对社会资源的争斗而塑造的一个超然的绝对权力（皇权）变得可有可无，相反不受制约的皇权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反而会不断地侵犯工商利益，建立一种对皇权实行限制的制度或是可完全代替它的公共权力成为历史的必然。所以说，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使皇权专制制度不可避免的遭到挑战，是使中国走出王朝更替循环怪圈的不二法门。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这些大门面。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